俄国城市自治有着独特的历史传统,历史上俄国历代沙皇的改革事业都涉及到城市管理的改革。19世纪6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开启了城市自治发展的新阶段,它既是俄国城市自治传统的继续和发展,也是俄国现代化过程中城市行政管理制度的一次重要探索。这次改革是在废除农奴制和工业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从沙皇政府的角度来看,城市自治改革就是要适应工业化所带来的行政管理日益复杂化的要求,把政府没有精力处理的一部分事务交给城市社会管理。同时,将因改革而遭受利益损失的贵族的注意力引向城市,减少废除农奴制在俄国社会引起的震荡。而对于城市自治机构中的自由派活动家而言,城市自治是实现他们立宪民主要求的一个台阶。因此,在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自由派活动家追求社会原则和沙皇、大贵族维护国家原则两种改革倾向的斗争。亚历山大二世时期,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到了亚历山大三世时期,出现了对改革的反动,改革陷入了困境,社会也处于沉默。沙皇政府在城市自治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其根源在于俄国社会本身的不成熟性。按照西欧国家的经验,城市自治是以发达的市民社会为依托,而这种条件直到沙皇俄国覆灭也不曾具备。因此,也就预先决定了俄国城市自治改革的道路必然是曲折的。由于改革是沙皇自上而下进行的,不可能按照自由派活动家的要求对社会进行变革,因此改革很不彻底,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一直没有解决。尽管如此,城市自治改革对俄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城市社会管理机关所做的基础性工作对俄国城市建设、社会福利、文化教育的进步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有重要意义。此外,改革提高了俄国公众参与城市事务的意识,赋予民众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激活了俄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促使俄国不断朝公民社会发展。正文分为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对“城市自治”的基本概念进行分析,并且介绍了改革中的分权与集权原则。本文认为,集权原则是贯穿俄国城市自治改革始终的基本准则。第二部分,对19世纪60年代城市自治改革的准备情况进行论述,主要阐述了俄国历史上城市自治的传统以及城市自治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准备情况。本文认为,俄国城市自治改革与其本身的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第三部分,系统阐述了19世纪60年代至1892年反改革的《城市条例》实施前的情况,通过对1870年《城市条例》及其实施结果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社会管理机关享有的自治权是非常有限的,仅限于经济领域；真正参与到城市社会管理事务中的人在城市居民中所占比例非常低；由于在社会管理机关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商人等级政治积极性不高,因此,这一时期,城市杜马的政治活动主要体现在一些政治性的声明上。第四部分,分析了1892年至1905年的俄国城市改革情况。这一时期,由于亚历山大三世推行反改革的政策,城市自治的权限进一步受到限制,城市社会管理机关成了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机构,其成员成了国家行政官员；与此同时,随着城市资本主义的发展、地方自治人士思想激进化的影响以及革命形势的发展促使城市社会管理人员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强烈要求打破现有管理体制的束缚。共同的斗争需要,最终在1905年前后催生了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从此,俄国城市社会管理机关的政治斗争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19世纪末,政府认识到1892年《城市条例》并不完善,因此对1892年《城市条例》进行了部分修订。第五部分,对18621905年俄国城市自治改革的历史地位进行评价。本文认为,俄国城市自治改革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仍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它是俄国社会管理的一次重要尝试和探索。城市社会管理机关的政治活动推动了俄国由封建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