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曾国藩古文理论为研究对象,从文体学的视角出发,分别从体裁、风格和功能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力求呈现出曾国藩古文文体论的整体风貌。从古文体裁论来说,曾国藩从接受者、写作者、古文作品等方面论及古文体裁规范。曾国藩要求奏疏要“典、浅、显”,赋体宜“声调铿锵”,时文要词藻“富丽”、要“趋时”,墓志铭要“求实”。主张古文体裁要骈散相通,语言上要广采经史百家之辞。通过编选《经史百家杂钞》,曾国藩意欲引导、规范古文创作,由此体现了鲜明的体裁意识。从古文风格论来说,曾国藩既喜欢古文的雄奇,也喜欢古文的平淡。雄奇是阳刚之气,平淡是阴柔之气。比较而言,曾国藩倾向于雄奇风格。他认为最理想文境是,平淡中保持雄奇。曾国藩探索古文“八字诀”和“四象说”,深化了中国文论史上对风格学说的认识。此外,他强调古文语言的“自然”和“裁剪”,从而达到“珠圆玉润”的理想。从古文功能论来说,曾国藩所谓的“道”,既指桐城派所谓的义理,也泛指包括中国传统经典所蕴含的人格理想。“文”则主要指古文作为一种范式的存在价值。本文从历时的角度,探讨了曾国藩在道光、咸丰、同治三个时期对文道关系的认识,从重道轻文,到“古文不宜说理”,到“义理之学最大”,到不以道驭文,曾国藩一直游移在“文”和“道”的两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倾向于强调“文”的独立价值。体裁论、风格论、功能论是曾国藩古文文体论的三个支点,而统率这三个支点是曾国藩的气论或者说文气论。古文体裁的变异创新或统一规范,是气作为最高统率力量的驱使。古文刚柔风格的不同,是气的贯注不同形成的。古文功能认识的游移是气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需要与曾国藩文学修养相互激荡而产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