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有一定数量的耕地不仅是一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一项重大的国家安全战略。各地区在致力于发展地方社会经济的同时，应承担相应的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使命。天津市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人口膨胀和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导致耕地数量持续减少，到2007天津市年末实有常用耕地数量减少为40.6万ha，比1990减少2.5万ha，减少了5.9％，人均耕地面积0.55亩，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0％。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耕地保护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类社会在资源有限而需求无限的情形之下的必然选择是充分、节约和集约利用资源。不断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土地利用强度，土地利用方式由集约代替粗放，城市发展由内部挖潜代替外延扩张，是现代城市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社会必然的选择。随着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天津市迎来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而这无疑将对包括耕地在内的资源和环境造成持续的巨大压力。在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共识之下，天津市的发展，必定是一种在耕地总量不减少和建设用地总规模不大幅扩张前提下的“带着镣铐的跳舞”。　　 如何在耕地总量不减少的约束下，实现社会经济快速平稳发展，是天津面临的重大难题，这一难题的破解有赖于对耕地数量变化规律和及其驱动机制，尤其是社会经济驱动机制的科学认识，本文即以此为研究重点。本文旨在把握天津市耕地数量变化的方向、程度、流向，即回答耕地是否减少，减少了多少，都到哪里去了的问题；探讨耕地数量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机制，即分析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市化、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结构调整等驱动因素是如何引起耕地数量变化的，这种变化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借助1990～2006年各社会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提炼影响耕地数量变化的主导驱动因子，并评估其对耕地减少的驱动力作用程度；预测未来耕地数量变化趋势，即回答天津市依照目前的发展态势而不作调整，耕地数量会如何变化；最后提出耕地保护和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对策。本研究对把握天津市社会经济发展驱动耕地数量变动的规律，对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定量分析为主，包括：时间序列分析、主成分分析、曲线估计、GM(1，1)灰色预测模型等。文章借助时间序列分析研究耕地数量变化的规律，划分耕地数量变化阶段；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选取的15个具有相关性的社会经济指标中，按照信息损失最小化原则抽取表征上述指标的主成分因子；通过曲线估计模型和GM(1，1)模型预测未来耕地数量的变化。　　 本研究主要成果和结论如下：(1)天津市在1979～2007年间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可分作三个阶段：耕地面积快速下降期(1979～1989年)，造成耕地面积快速下降的原因是：人口数量的快速增加和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使得相当一部分耕地转变成为建设用地；耕地面积平缓下降期(1990～2001年)，这一期间，天津市产业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方式已经发生显著变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意识增强，城市内部土地挖潜逐步代替向外扩张，因而耕地数量减少得到有效控制；耕地面积波动下降期(2002～2007年)，工业的二次膨胀和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是这一轮耕地面积快速减少的主要原因。(2)天津市耕地减少的主要直接原因是建设占用、农业结构调整等，生态退耕所占比例很小，可以不予考虑。(3)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从15个社会经济变量中提炼出三个天津市耕地减少的主导驱动因子，按照影响大小依次为：人口经济总量、经济产业结构和农业科技进步，其驱动力作用程度为：56.9％、26.4％和13.3％。(4)采用两种方案预测了2008～2010年的耕地面积，认为到2010年，天津市耕地面积不会超过44万ha，而由于天津市社会经济驱动机制的加强，实际耕地面积将小于政府的预期值49万ha。(5)提出了天津市耕地保护和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若干建议，即：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与耕地保护相协调；城市化过程中城镇建设用地存量挖潜与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相结合；逐步实现在狭义农业内部调整农业用地结构，加大对耕地保护和农业的投入力度；推进农业科技水平进步，提高粮食总产量；因地制宜，加强农地整理与耕地后备资源的开发，保护生态环境。(6)由于主导驱动因子时间序列存在自相关问题，原始变量时间序列存在自相关和多重共线性问题，因而据此构建耕地数量回归模型，存在理论缺陷；虽可通过一定方式予以减弱或消除，但同时造成模型过于复杂，因而失去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