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城边村的土地制度和人地关系总是最容易发生变化。土地制度和人地关系的变化,又会最大限度的影响村民基于生计而做出不同的行动选择,这些行动选择既影响到个体的生活方式,又影响到村落整体的社会结构。因此,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在土地制度和人地关系变化带来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城边村不同身份的村民所做出的生计策略选择以及这些选择背后所蕴含的生活意义。城边村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往往成为“弃地”进城务工农民最初的落脚点。“失地”的本村村民与“离地”的外来农民,在组织和经营日常生活过程中,将城边村建构为生活共同体。本论文是关于北京城边村姚村村民生计策略、社会行动与村落生活的民俗志研究。与其他城市城边村有所不同的是,北京地区城边村受到制度和政策影响更为明显。这些制度和政策本身又会影响到村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本研究正是通过考察居住在姚村本村失地农民和外来离地农民的日常生活,结合相关的研究著述,主要回答在面对政策带来的外部生存环境变化和村落内部人地关系发生变化时,不同户籍身份的村民的日常行动与生计策略选择及其背后的逻辑。本研究打算至少完成以下两个目标：一是以民俗志文本的形式提供一个意在呈现城市化过程中城边村的日常生活图景,正是这些琐碎的、不容易被注意到的、日常的、看起来杂乱无章的生活被赋予了极为生动的意义；二是在村落生活描述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基于传统惯习形成的默会知识和生存性智慧如何影响了村民的日常行动和生计策略选择,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形塑了村落社会结构和重构了社会秩序。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呈现一个以日常生活为主要描述对象的民俗志文本,并通过民俗志研究实现对于民众生活意义的理解；二是以日常生活的行动主体为研究对象,以日常生活为分析文本,这对于以往强调对民俗事象关怀的民俗学研究来说,既是补充又是挑战,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既有民俗学的研究路径；三是在研究中更强调村民的主体地位和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尝试将民俗看成是理解村民意义世界的方式,通过民俗分析村民的生存状态和其对于生活意义的表达与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民俗学对村落生活的进行整体研究的理念。有鉴于此,本文的主要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叙述了研究的缘起、对象与意义,以现代民俗学研究路径的转向为切入点进行的相关著述梳理,继而是主要研究方法以及田野历程等。第二章以白描的手法着重关注了姚村村落概况。分别从空间、边界与意义的生产角度,分析了静态的姚村村民生活的地理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的空间构成；接着分析了自1948年以来,作为城边村,姚村村民经历的人地关系变迁过程。第三章分析了当前生活在姚村村民的劳作模式变化过程。主要从本村原有居民和外来流动人口两个群体的生计选择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正是劳作模式的变化,引起了村民个体、社会关系以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的变化。第四章主要关注户口和身份的转变带给姚村村民个体生活的影响,着重分析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边村村民在失地与离地过程中出现的身份再确认的尴尬与无奈。第五章关注姚村村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建构过程。人地关系的变化引起劳作模式变化,进而使得以传统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式微的情况下,姚村村民通过赋予传统交往方式以新的意义而重新构建了一种有效的关系网络。这其中既包括了日常娱乐活动中的社交行为,又包括了传统“人情”关系的运作,还有外来流动人口苦心经营的“老乡圈子”和“相熟”关系。第六章关注姚村的政治运作体系,首先介绍了姚村“村居”共建的政治组织结构,其次分析了作为城边村村干部的角色问题,接着分析了村落传统权威向现代法理权威转变的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最后通过个案,立足“过程-事件”分析方法,讨论了村民、村干部与基层政府之间的互动与博弈。最后一章是结论,主要立足于整个民俗志文本,分析了民众在面对外部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时,所做出的生计策略选择的内在逻辑,以及这些行动本身所蕴含的生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