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三、四十年代海派作品可以称得上是成熟的都市文学创作范例。翻开海派文学作品,都市和都市中的女性则构成了海派文本的两大景观。与分散、单一、封闭、静止的农业文明相比,现代都市以其自身的多样性、开放性、多元性、丰富性等特征为女性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现代都市文化直接影响了都市人的价值观、生存观,都市女性的价值体系也随之发生转变。与传统女性相比,都市女性所背负的传统文化负累相对要少,例如、贞操观的淡漠、对女性作为主体性身体欲望的肯定。都市商业文明下的重物质、重实利的价值观使都市女性意识到只有抓住金钱、过好当下的生活才是人生第一要事。在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文本中,都市女性对物质的追求体现为洋场女性以虚假的情爱和性爱游戏来获取男人的金钱,把男人作为她们获取物质的工具。在四十年代海派市民小说中,在市民社会日益成熟的背景下,封建宗法体制及其相关的价值体系其实已面临崩溃、解体局面,市民社会新的价值准则正在形成之中。当市民的实惠价值观日益凌驾于其它价值观之上时,都市女性利用宗法制的固有秩序和市民生活的实惠原则为自身谋利益的机会也随之到来,她们没有从宗法制层面上与她所隶属的男人确立其认同关系,而是以婚姻为手段来获取男人的金钱以实现其经济安全的目的。都市女性对自身身体欲望的肯定以及把男人作为物质替代的思维模式,客观上弱化了传统宗法制格局中男性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也体现了都市女性摆脱男性中心思维的自足品格,某种程度上彰显了都市女性对宗法制男主女附角色身份的冲破。与传统的农业文明相比,都市更表现出与女性的亲和,例如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打破了农业社会以性别差异为标准的社会分工,城市使女性摆脱体力的限制,为女性提供了发展自身的机遇和成功的可能。城市的开放性,多元性等文化特征使女性在农业文明中被压抑、被约束的欲望得以释放,都市女性一改传统女性的被动,服从形象,她们拒绝男性权威,拒绝服从的地位,使自己从一个欲望的被动客体转换成具有阴谋,自我意识的主体,这使父权制的男性感到一种失落的、疏离的恐惧。不甘于弱势状态的都市男性患上了“憎女症”,甚至在眷恋、呼唤传统女性中寻找精神的补偿和心灵的安慰。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都市文化在与女性表现出亲和的同时,上海毕竟是背靠几千年中国的文化传统,它不可能突然中断与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行进到20 世纪的工业文明社会、尽管科学、民主思想得到张扬,但是超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