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地区拥有形成城市的得天独厚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开埠前，它只是一个传统边境城镇，政治管理、军事防御等“城”的功能远远大于工商、贸易等“市”的功能；在城市社会的全集中，各子集都表现为传统的特性，守旧充斥着整个社会。开埠是城市社会变迁的起点，也是必要条件。为了抵御外来侵略，促进自身的发展，清政府积极主动开放商埠，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自开商埠”的浪潮，1903年的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也使得安东加入其中，1906年安东正式开埠，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商业重镇，促使了安东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传统城市的结构与功能开始转变。首先是安东小商埠城市经济的近代化。开埠通商的实现，带动了安东城市商业的繁荣，中外商人汇集于此，使得商业门类渐次齐全，商业载体（店铺等）日益增多，新式商人群体逐步形成；随之近代银行开始出现，并逐步成为推动安东金融进步的主要力量，传统钱庄、票号并没有完全被取代，沦为近代银行业务的补充力量，在金融方面形成了新旧并存的局面。工业方面，传统手工业开始转型，开埠前，安东的传统工业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榨油业、缫丝业及木材业成为其三大支柱产业；开埠后，以三大支柱产业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开始了在技术、设备等方面的革新，进行近代化转型。新兴工业逐步出现，在外来新商品、争夺利权等因素的刺激下，电业、盐业及火柴业等开始兴起，但发展相对较慢，力量薄弱。总体来讲，该时期安东工业主要集中于轻工业领域，重工业则基本未涉及。其次是安东小商埠城市社会的新陈代谢。近代市政建设与管理逐步兴起，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城市经济的发展，其配套设施也必然会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化，一是专门的市政管理部门得以设立，足见对市政建设的重视；二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逐步齐全，表现为市内道路的长足发展，江堤、桥梁的修筑与管理，现代通讯事业的崭露头角等；三是城市公用事业管理的兴起与发展，表现为城市的公共卫生管理、城市公园的修建与维护两个方面；四是城市公共安全保障的日益牢固，以城市治安及城市消防为支撑。总之，近代市政建设与管理的兴起，是安东城市文明的外在表象，体现了其近代化的趋势。近代教育体系也初步形成。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近代意义上的新式教育萌生，中、小学堂，师范讲习科开始兴办；随着安东的开埠以及经济的发展，各级学校也逐步完善，幼稚园、中小学校、师范学校、职业学校等相继出现，近代教育体系逐步建立，安东有了培养较高层次人才的能力；近代教育理念也在各级教育机构得以实施，学制、课程、教材、教法等在革新中走向了近代化。城市人口及市民社会生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安东港口贸易以及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了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人口总量迅速增加，但常住人口的不固定性，是该时期安东城市人口变迁的重要特点；随着安东的开埠通商，对外贸易范围的日益扩大，与西方国家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受其影响也越来越大，致使市民的日常生活开始发生改变，衣、食、住、行有了较大改观，多样化、丰富化的趋向日益明显；市民思想观念的改变，也带动了传统社会风尚的革新，呈现出新旧结合的特点。安东小商埠城市作为全国商埠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城市社会变迁过程，既有整体商埠城市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特点。从社会变迁的时间与性质来看，中国近代小商埠城市，无论是“自开”，还是“约开”为商埠，都免除不了外力对城市社会变迁的影响，其中有积极的意义，也有消极的成分。商埠城市由于有这样的特性，使得其与固有经济形式分离的更加彻底，开始近代化道路，这无疑是进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外生性”是近代商埠城市社会变迁的重要特点。小商埠城市相对于上海、济南等大中商埠城市开放较晚，因此近代化时间较晚，但速度较快，呈现出“后发”的特点。总之，“后发外生”是中国近代小商埠城市近代化的共性特征。相较大中商埠城市，开埠对小商埠城市传统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冲击更为彻底，社会变迁的程度更深，这是在此种关系中，该类商埠城市的最显著特征，从本质上讲，是由小商埠城市自身特点决定的。在经济结构方面，传统经济模式的不牢固，更容易被新经济理念和近代经济模式摧毁，进而取代之；在社会结构方面，阶层结构的不稳固，“四民”界限的模糊，使得工商业者不用消除重重壁垒，而理所当然地走在社会的前列，更容易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市民结构，这都有利于小商埠城市向大中商埠城市迈进。同时，小商埠城市的社会变迁也有短暂性、断续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这是由城市经济发展对港口贸易的依赖性强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