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纪录片是随着电影一起诞生的,影视人类学几乎又是人类学在纪录片出现的同时把影像技术引进到了自己的学科研究中而形成的学科。在中国,纪录片这一片种虽然不是随着电影的引入而兴起的,但影视人类学视野对于中国纪录片主体观念的嬗变甚至是中国整体纪录片的选材和内容偏向、制作手段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电视纪录片借鉴和依托影视人类学的理念和方法进行的创作在国内外频繁的获奖,获得广泛的认可和关注,又使得影视人类学逐渐也从学术研究的幕后走向了前台。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和社会文化的急速变化,影视人类学的视野不断在拓展,其研究的田野已经不再局限于那些远离文明世界的“世外桃源”,从西方到东方,从都市到乡村,处处都是影视人类学所观照的田野。在影像技术和传播技术飞速发展般的今天,在影像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语境下,影视人类学将继续挖掘影像这种研究工具的潜力,也会在影像(特别是借鉴与依托影视人类学理念和手法创作的纪录片)对人类文化、社会发展产生的文本化意义这个层面上做更深入的探讨。因而,无论是从该类纪录片创作角度还是中国的影视人类学学术研究方面,探讨这种现象都是十分有价值的。虽然目前学界已经有一些人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但理论化和重视度还存在着一些遗憾,而以个案的方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渝派纪录片”是中国纪录片界新生的事物,《进城》作为“渝派纪录片”的代表作之一从前期策划对拍摄题材的选取到后期拍摄制作的主题构成、形式风格都立足于影视人类学实践的创作理念和影视人类学的观照方式,而借鉴和依托影视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又影响了创作主体的创作理念,深化了其作为纪录片的主题表征呈现和风格形式显现；在长达五年的创作后,最终实现了“渝派纪录片”在现实题材领域走向深入的缀结。一经推出,片中富含的影视人类学表现内容以及站在影视人类学立场上的影像语言所产生的文本化效用便引起了影视人类学学者和纪录片界内的广泛关注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