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为全球治理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也加剧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六年来影响力和号召力日益增强,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目前,“一带一路”沿线集中了全世界四分之三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的贸易额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中占比超过70%。本文旨在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对如何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效率,推动双边贸易合作持续高质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17个新兴经济体作为研究对象,对中国与沿线新兴经济体开展进出口贸易的现状、效率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首先,从贸易规模、商品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式三方面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的贸易现状进行分析。其次,通过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效率,并通过“一步法”对贸易非效率模型进行回归,进一步考察政府稳定性、贸易便利化等因素对贸易效率的作用大小。最后,总结之前的研究结论,对如何更好的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贸易合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新兴经济体的贸易额呈波动上升的趋势,中国始终处于贸易出超的地位。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主要出口商品,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主要进口商品。一般贸易在出口和进口贸易方式中均处于绝对优势的主体地位。第二,中国与韩国、越南、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效率较高,中国与其开展贸易较为顺利;中国与土耳其、沙特阿拉伯、波兰、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效率较低,中国与其开展贸易存在较大阻力。2005年——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的进口和出口贸易效率都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平均出口贸易效率为48%,平均进口贸易效率为52%。这说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经济体贸易关系越来越紧密,双边贸易呈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在未来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第三,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人口对进出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中国的人口对出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对进口贸易产生阻碍作用;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共同边界和语言差异对进出口贸易产生阻碍作用;政治稳定性、港口基础设施质量、班轮运输连通性指数对进出口贸易效率的提升产生促进作用;关税水平、货币自由度对进出口贸易效率的提升产生阻碍作用;加入WTO、签订FTA对进口贸易效率的提升产生促进作用。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的对策建议:即优化中国与沿线新兴经济体的商品贸易结构;推进中国与沿线新兴经济体的产能合作;密切文化交流合作;妥善解决边界争端;加强贸易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班轮运输连通度;促进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不断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保障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贸易红利长期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