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余华身处不同时代,然而余华的小说创作风格一直被认为与鲁迅的小说创作风格颇为接近,他们跨越了时空的限制,都异曲同工地在小说中极力关注人的生存现象和生存价值,深刻揭示出人的生存困境及由此派生的忧患意识,并且寄寓着深切的悲悯关怀以及深沉的人文主义情怀。本论题首先主要从二者对生存境遇的多元书写、生存际遇的无奈归宿以及对生存价值的忧患式反思出发对生命轮回进行深刻探讨,同时对生存意义进行“隐秘”拷榨,揭示出鲁迅重在批判国民劣根性,以“立人”的思想描绘启蒙主义的宏伟蓝图,余华则在非理性地书写之中突出了死亡悲剧的崇高美以及冷漠、疯狂背后的那份对人类温情的感悟。二者在对生存现象的深刻探究以及对生存意义的隐秘“拷榨”时共同揭示出对人类生存境遇的热切关注,从而实现余华小说创作对鲁迅小说精神的跨时代对接。其次鲁迅与余华身处不同社会时代背景,因此在写作视角上又展现出别样的风格,即从审视视角方面来看,鲁迅注重群体性的社会艰难启蒙,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放眼于整个民族精神的疲弱状态,旨在唤醒整个社会的愚弱而沉睡的国民灵魂；余华却不从启蒙或者革命的角度来写作,而是从生命的存在以及人性的角度切入来探究因人性的无力自救,因而只能用自然生命来承担,书写的是一部朴实的生命精神史。同时二者在进行批判视角的选取方面也有所区别,鲁迅注重以反对旧道德与旧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文化批判,主要对被封建社会制度残害的人性进行大力批判,对国民性的卑怯深恶痛绝以及在进行着一种自我解剖与自我反省；余华在小说创作中主要以社会批判入手,对民间中国的苦难叙事以及人们在面对生存厄运之时采取朴素的民间古老生存哲学智慧来渡过生命的艰难。从广泛的社会背景中集中力量对社会上的丑陋现象进行批判,诸如对《兄弟》中受社会因素摆布的两兄弟的人生悲剧,也可以看做是一部发人深省的社会悲剧。接下来进一步对造成不同视角的根源进行深入探究,由于生命感知语境的迁转以及作家使命感的变化造成这一视角的不同：鲁迅重在批判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将矛头指向整个封建思想文化体系；余华主要因为个人写作观念的转变,平民立场的回归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带动文化领域的变化,读者群体作品审美需要的转变等原因所造成。二者在创作视角上的不同选择造就了写作风格的相异,因而令他们的小说各自散发出迷人的艺术魅力。再次鲁迅和余华又在其小说创作中探究着同一社会课题,即对国人生存境遇进行深刻的悲悯关照,主要从小说人物的外在生存语境以及内在生存语境来探析,展示出国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同时又对国民精神进行痛心剖示,深刻描画了那些因背负深重灾难而生成的精神麻木和任人宰割的可怜而又可悲的人物灵魂以及他们在对苦难的消解、转移和抗争中被侮辱、被奴役。他们共同揭示的是人类面对悲剧时代所难以逃脱的生存困境,进而引发对生命真谛的思考和关注,展示出作家悲悯的人文关怀以及深沉的忧患意识。最后进行总结叙述鲁迅、余华小说创作比较研究的意义,作家的写作不是为个人而写作,身上背负的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良知以及社会责任感,在作家冷静的笔调中缓缓流淌出来的是来自心灵的热流,通过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解剖,表达了对人类生存状态以及人生命运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