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冲击,我国政府适时推出了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以此为起点,我国银行信贷总量快速增长,导致非金融部门尤其是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水平显著上升。与此同时,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的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影子银行体系大幅扩张,金融风险不断积累。金融市场的这些特征与发达经济体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形有许多相似之处,应当引起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的高度重视。因此,针对金融市场的波动和冲击将如何影响实体经济波动的研究十分必要。此外,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将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调控效果产生显著影响。影子银行体系的扩张,同业业务的迅速发展,使得通过基础货币数量进行调控的货币政策效果逐步减弱,而通过基础货币价格进行调控的政策效果逐步增强。因此,有必要重新评估当前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为未来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参考。尽管针对我国金融市场与经济波动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针对我国货币政策的研究已有很多,但是将金融市场、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放在同一框架下的研究还十分有限,这主要是由研究工具的局限性导致的。近年来,金融摩擦成为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主题,忽略这一金融市场的结构会使得对货币政策的分析和评估产生较大的偏误。本文试图借鉴Gertler和Kiyotaki等人的研究成果,通过一个包含金融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模型,在考虑金融摩擦这一金融市场特殊结构的情况下,研究金融市场波动对实体经济波动的影响,比较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于稳定产出和物价水平的调控效果,并进一步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利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和广义货币供给量(M2)四个宏观经济变量2001年第1季度至2017年第2季度的季度数据,采用参数校准和Bayes估计的方法确定模型的参数。基于已确定的参数,本文模拟出总产出和通货膨胀两个宏观经济变量在各个结构冲击下的动态路径。具体地,在分析过程中,本文分别讨论了在利率规则和货币供给规则下结构冲击对实体经济波动的影响,将包含金融部门DSGE模型的结果与不包含金融部门DSGE模型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并且比较了两种货币政策规则的调控效果。根据本文得到的模拟结果,可以总结出以下主要发现:一、由于“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存在,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冲击会放大实体经济的波动,其中金融市场的冲击对实体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长期性;二、以利率和货币供给为工具的货币政策仅在短期有效,在长期则是中性的;三、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稳定物价方面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四、在稳定产出方面,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短期能够更有效地应对金融市场冲击。根据对模拟结果的梳理和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当前我国应继续采取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相结合的混合型货币政策,根据经济形势适时运用恰当的政策工具以维持经济的平稳运行,同时应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以更好地应对金融市场冲击;二、应重视“稳增长”与防范金融风险之间存在的短期增长与长期稳定之间的权衡,应实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逐步减少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转而通过经济结构的优化来实现“稳增长”的目标,同时应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从总量调控转向更加精准的结构性调控,使金融更多地服务实体经济。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尝试通过一个新的框架讨论我国金融市场与经济波动的关系。这一框架在金融危机之后被广泛应用于发达经济体的政策研究,但应用于我国的研究还十分有限。此外,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在这一框架中纳入了以货币供给为工具的货币政策规则,用于比较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