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指经济政策中包含无法预知的成分,导致市场参与主体难以准确判断政府在未来的决策。经济政策的制定旨在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但错综复杂的现实经济使得经济政策充满不确定性特征。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债务危机、英国脱欧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黑天鹅”事件频发,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升温,各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随之上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处于较高水平反映了国际经贸局势的紧张、复杂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强时,全球贸易恰处于低速增长状态,甚至一度出现暂时性“贸易崩溃”局面。那么,二者是否真的存在关联?此外,一国贸易竞争力不仅取决于贸易量,更受制于技术含量。因此,在当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较高,进出口贸易低迷的双重现实背景之下,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成为亟待研究的新兴课题、重要课题。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进出口规模的扩张以及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那么应采取什么措施来减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向影响,推动全球贸易的稳步发展?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可以为世界各国在当前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实现对外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政策意涵。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分别从进口与出口角度切入,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弥补了已有研究“重出口”的不足,有助于更充分地理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第二,使用产品数量等分法将“量”与“技术含量”结合,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技术含量进出口产品的影响,能够更为直观地反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特定技术类别进出口产品的影响,丰富了关于进出口技术结构的研究。第三,从经验证据层面探讨应该如何减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出口贸易的负向影响,对于国际经济新形势下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有益补充。第四,在基于跨国面板数据探讨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将研究目光转向中国,使用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与月度时间序列数据,一方面从行业层面探讨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行业进出口规模、技术复杂度的总体影响与异质性影响,另一方面从时变视角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进出口规模的影响,从而提升研究的针对性。本文主要使用规范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两种研究方法开展研究。首先,在理论层面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规模、进口技术复杂度、出口规模以及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相应假设。其次,基于跨国面板数据以及中国行业面板数据、时间序列数据,使用多样化的线性建模技术与非线性建模技术,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此外,使用比较分析方法,在基于跨国面板数据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贸易、出口贸易的影响时,比较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类别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在基于中国行业数据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时,比较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类型行业进出口规模、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本文进行的主要研究工作及所得结论具体如下:1.从进口规模、进口技术复杂度两方面入手,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贸易的影响,并基于此进一步探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技术类别进口产品的异质性影响。首先,利用CEPII-BACI数据库提供的HS6位码贸易数据,在对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数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进一步测算了一国进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其次,基于具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22个国家2004-2017年跨国平衡面板数据,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分别从“量”的维度与“技术含量”的维度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贸易的影响,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规模、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在扩展研究中,将进口贸易“量”与“技术含量”相结合,基于产品数量等分法对进口产品所属技术类别进行划分,进一步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技术类别进口产品的差异化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量”的维度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规模产生了负面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抑制一国进口规模的扩张。在“技术含量”的维度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国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会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受到抑制。将“量”与“技术含量”的维度相结合可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技术类别进口产品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对技术复杂程度相对较高的产品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将会抑制其进口,而对于技术复杂程度相对较低的产品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对其进口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技术复杂程度相对较高的进口产品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程度高于技术复杂程度相对较低的进口产品,补充说明了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了一国进口技术复杂度下降的状态,也肯定了稳定且具有连贯性的经济政策环境对改善进口技术结构的重要性。2.基于初步研究得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贸易具有负面影响”这一研究结论,使用非线性建模技术,从国内市场规模、要素禀赋两个方面入手,寻找减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贸易负向影响的有效措施。本文的初步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贸易存在负向影响,由此衍生出的问题是,如何减弱这一负向影响?本章使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PTR）,以国内市场规模、要素禀赋（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探讨扩大国内市场规模、积累要素禀赋是否是减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规模、进口技术复杂度负向影响的有效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在进口规模模型中,当国内市场规模较小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规模的负向影响较大;国内市场规模较大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规模的负向影响较小;当国内市场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政策对进口规模的负向影响完全消失。当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较小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规模的负向影响较大;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较大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负向影响有所减弱;当物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规模的负向影响则消失。在进口技术复杂度模型中,随着国内市场规模的上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技术复杂度的负向影响减弱;当物质资本水平较高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技术复杂度的负向影响也趋于弱化。这说明扩大国内市场规模、提升资本禀赋水平有助于减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贸易的负向影响。因此,各国应加强对国内市场的重视,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能,并兼顾物质资本的积累与人才的培育,以期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本国进口贸易产生的冲击。3.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规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基于此进一步探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技术类别出口产品的异质性影响。沿用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贸易影响时的研究思路,将出口贸易拆分为“量”和“技术含量”两个维度。首先,基于CEPII-BACI数据库测算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得到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衡量指标。其次,在基准回归中,构建静态面板模型,使用混合OLS、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分别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规模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再次,使用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Ⅳ-GMM）方法对模型重新进行回归,从而对模型中潜在的内生性进行处理。最后,在扩展研究中,基于产品数量等分法对出口产品所属技术类别进行划分,将出口贸易“量”与“技术含量”相结合,使用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方法进一步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技术含量出口产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基准回归还是基于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进行的回归,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贸易不同维度的影响较为一致,均表现为负。在“量”的维度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抑制一国出口规模的扩大,在“技术含量”的维度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抑制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将出口贸易“量”与“技术含量”相结合可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技术类别出口产品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技术复杂程度相对较低的出口产品影响不明显,对于技术复杂程度相对较高、所涉环节较多的出口产品负面影响较为强烈。4.基于初步研究得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贸易具有负向影响”这一研究结论,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从制度环境、进口规模两个方面入手,寻找减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贸易负向影响的有效措施。本文的初步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规模、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存在负向影响。那么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应采取何种措施减弱这一负向影响,推动出口规模的扩张与出口技术复杂的提升?本章结合已有研究与现实情况,使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制度环境、进口规模为门槛变量,探讨了加强制度环境建设、扩大进口规模是否是减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规模、出口技术复杂度负向影响的有效手段。并通过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对此进行再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以制度环境为门槛变量时,在制度环境跨越门槛值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规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负向影响较强;在制度环境跨越第一、第二门槛值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规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负向影响逐渐减弱。以进口规模为门槛变量时,在进口规模跨越门槛值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规模的负向影响较强;在进口规模跨越门槛值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变为不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意味着加强制度环境建设、扩大进口规模是减弱经济政策不确定对本国出口贸易负向影响的有效措施。5.立足中国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在前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所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聚焦于中国,开展了以下两方面的研究:第一,基于中国2005-2017年27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首先从总体上探讨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各制造业行业进出口规模、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其次,将制造业行业分类为劳动密集型行业与资本密集型行业,对比分析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类型行业进出口规模、进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共性与差异性,并探讨了出现差异性影响的原因。其中,中国制造业行业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基于CEPII-BACI数据库测算得到,测算过程涉及HS2002产品代码与GB/T2002之间的转换。第二,基于中国2004年1月至2019年11月的月度时间序列数据,使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从“量”的角度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动态冲击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行业层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各制造业行业进口规模、进口技术复杂度、出口规模与出口技术复杂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的上升,各制造业行业进出口规模、进出口技术复杂度均有所下降。就不同类型行业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均为负,但影响强度存在一定差异。相较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劳动密集型行业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密集型行业进出口贸易的负向影响更为强烈。在时间维度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共性与差异。就共性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的影响均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且这一时变特征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逆周期性相关。当经济较为疲软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较高,中国进出口贸易受到的负向冲击较大;当经济运行较为平稳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较低,中国进出口贸易受到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正。就差异性而言,在2018年下半年至样本末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进口贸易的影响为负,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为正,但影响程度大幅减弱。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为缓解贸易紧张局面,各国应尽可能地保证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引导企业善用避险工具;刺激国内消费者需求与企业进口需求;增加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要素投入;加强制度环境建设;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特别地,对中国而言,为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继续坚持“扩大进口”,并牢牢抓住“一带一路”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