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的使用是目前全球面临的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2009年全球烟草流行报告》估计烟草每年导致全世界500多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到本世纪末,烟草导致的死亡人数将达到10亿以上。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根据《2002年的全国吸烟与被动吸烟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口中15-69岁的吸烟者约3.5亿人,其中男性的现在吸烟率为57.4%,同时有51.9%的不吸烟者受到被动吸烟的危害。在不同年龄段的吸烟状况比较中,30-50岁人群吸烟率高于其他年龄段,这预示着我国的吸烟者主要集中在职业人群。虽然烟草使用是人群早死和失能的最主要的可预防因素,从最根本的立法角度来看,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国家级的控烟法律。目前实施的大部分控烟政策多来自于地方政府,控烟政策也主要是针对公共场所的控烟。部分生产企业所实施的控烟政策都是出于安全生产和质量控制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对员工的健康保护。从执行角度来看,我国目前控烟宣传普遍存在宣传力度差,覆盖范围小,执行不到位的实际情况,这也造成了我国目前的实际控烟效果不理想。从我国吸烟人群的戒烟情况看,一方面由于社会文化因素以及戒烟宣传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吸烟人群中有戒烟意愿的比例很低,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可获得的、有效的、科学的戒烟资源十分有限,这些都导致了我国实际的戒烟成功率极低,戒烟率与复吸率几乎相当。从我国已开展的控烟干预研究来看,大部分是以社区人群和特殊职业人群如教师和医务人员为对象,对我国职业人群中的主体部分-工人群体则缺乏系统研究,既缺乏对他们吸烟行为特点、认知水平、戒烟意愿、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等问题的系统研究,也缺乏对他们开展控烟干预的有关策略和模式等方法学的可行性,有效性的研究。而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早在九十年代初就开始在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本研究是以工作场所为基础的,以职业人群为对象的综合性控烟干预研究。我们以某跨国企业在上海地区的生产企业员工为对象,首先以问卷调查表的方式对其全体员工进行调查,了解他们的吸烟行为特点。通过对基线调查结果的分析,了解职业人群的吸烟特点,戒烟意愿,现有控烟政策对吸烟行为的可能影响,以及其他相关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我们选择生产模式、管理结构和人员构成等均相近的两家生产企业分别作为干预组和对照组进行控烟干预。在干预组,以健康促进的生态学模型(health promotion ecological model)为基础,同时强调以组织改变理论(stage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作为方法学,开展针对公司管理者、管理制度、组织模式、厂区环境、控烟政策、吸烟点设置、以及员工个人、生产小组、车间班组等进行综合的、多维的(multiple dimensions)、多层面的(multiple impacts)干预措施。目的是创建健康的工作环境,增强员工的健康意识,形成“追求健康,放弃吸烟”的群体共识,为吸烟者创建支持的戒烟环境(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通过增强吸烟者的危害认知,提高戒烟意愿和能力,以及提高戒烟成功率。最终,将实施的相关政策以制度化的形式加以确立和保障,实现干预的可持续性。在干预过程中,我们强调干预活动与企业的职业卫生安全管理体系相结合。对照组则仅维持企业现有的各种健康促进活动,不进行额外的干预。本研究的具体内容包括两个部分：1)职业人群的吸烟行为特点研究；2)在工作场所开展针对职业人群的戒烟干预研究。主要结果如下：职业人群吸烟行为特点的现况研究：以不记名问卷调查表的方式对职业人群的吸烟行为特点和认知进行调查。了解他们在吸烟行为,危害认知,戒烟意愿、戒烟行为等方面的特点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职业人群的现在吸烟率为41.5%,其中男性的现在吸烟率为55.9%,女性的现在吸烟率为1.2%。男性的平均每日吸烟量为12.3±6.9支/天,女性的平均每日吸烟量为13.5±10.5支/天(由于研究中女性员工中现在吸烟者数较少,除特殊说明外以下数据均代表男性员工)。吸烟率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除50岁以上组每日吸烟量偏低外,其他各年龄组间每日吸烟量无显著差别(p>0.05)。教育程度与吸烟行为密切相关,教育程度越高吸烟率越低(p<0.05),每日吸烟量越低(p<0.05)。不同工种间现在吸烟率和每日吸烟量存在显著差异,生产工人的吸烟率和每日吸烟量最高(67.1%,13.0±6.8支/天)；市场/销售人员的吸烟率和每日吸烟量十分接近甚至超过工人的水平。办公室/管理人员的吸烟率最低(31.0%),而实验室/技术人员的吸烟量最少(8.6±5.9支/天)。夜班工人的吸烟率和每日吸烟量均明显高于日班工人(p<0.05)；市场/销售人员的烟草依赖性最高(p<0.05),甚至高于生产工人(p>0.05)；文化程度越低烟草依赖性越高(p<0.05)；在戒烟意愿方面,各工种间存在显著差别,办公室/管理者组处于思考前期(pre-contemplation stage)的比例最高(59.7%),而市场/销售人员处于准备期的比例最高(11.3%)；技术人员处于准备期的比例则最高(p<0.05)；受教育程度未显示出与戒烟意愿相关(p>0.05)。在戒烟经历方面,办公室/管理者中无戒烟经历的比例最高(48.6%),而实验室/技术人员中有两次以上戒烟经历的比例最高(52.9%)。有关控烟政策的态度上,近80%的员工认为工厂的控烟政策还是对他们的吸烟量有影响；超过70%的吸烟者表示愿意接受公司提供的戒烟帮助。在对吸烟危害和戒烟好处的认知上,各工种、各文化程度和各年龄组间无明显差别(p>0.05)。绝大多数的员工对吸烟危害的认知只停留在最基本的呼吸道疾病上,对吸烟可能诱发中风,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认知很低(<20%)考虑到各种因素对员工吸烟行为和戒烟意愿的可能的影响,我们以员工每日吸烟量和戒烟意愿为应变量,以年龄,教育程度,工种,夜班,起床后到吸第一支香烟的时间,戒烟经历,戒烟自信心,接受公司帮助,以及所在工厂的控烟政策等因素为自变量,分别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工作场所的控烟政策对员工的每日吸烟量有显著影响(p<0.01),实行完全禁烟的工厂员工的每日吸烟量比部分限制吸烟的工厂的员工的每日吸烟量少3.4支/天(95%CI：-5.529,-1.240)。但是这种显著差异仅在控烟政策已经执行3年的工厂中发现,而在控烟政策已经执行10年的工厂中未发现显著影响(p>0.05)。对于吸烟者的戒烟意愿,无论执行何种控烟政策、执行多长时间均未发现与员工的戒烟意愿显著相关(p>0.05)在工作场所对职业人群的戒烟干预研究：这部分研究主要是在工作场所对职业人群开展戒烟干预,探索可行性和有效性的干预模式。我们以健康促进的生态学模型为基础,强调以组织改变理论为方法学,实施综合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戒烟干预。我们将组织改变理论分成四个阶段进行干预。在意识阶段主要是针对公司管理者的沟通和交流,提高和强化管理者在控烟上的认知,承诺与支持。在采纳阶段,主要是与公司中层管理者的密切合作,就干预实施的细节与步骤,部门间的合作进行探讨和落实。实施阶段采用社会认知理论和阶段改变理论,以生产班组为单位,创建“戒烟互助小组”,通过互助小组,实现员工间的相互帮助,相互督促,相互鼓励,共同完成戒烟。我们将干预的具体活动纳入到企业的职业卫生与安全的管理系统中,培训覆盖全体员工。在干预的最终阶段我们采用自我申报和尿可的宁的生物学检测来评价戒烟的成功。最终,我们将干预所实施的有关政策以工厂管理制度的形式加以确立,将“建立无烟工厂”纳入到工厂的总体管理目标中,提升了企业在控烟干预中自我效能,实现了这种控烟干预模式在职业人群中的长效性和可持续性。在干预前,干预组和对照组在吸烟率,每日吸烟量,吸烟危害的认知,戒烟意愿,戒烟行动等方面均无显著差异。五个月后的随访调查结果显示,干预组的吸烟率由干预前的59.8%下降到干预后的39.1%(p<0.05),其中工人组的吸烟率下降幅度最大(55.8% vs 34.1%),管理组却无明显变化(p>0.05)；20-岁组和40-岁组的吸烟率下降幅度最明显(p<0.05),而30-岁组吸烟率无明显变化；干预组每日吸烟量由干预前的15.2支／天下降到干预后的12.9支／天(p<0.05)；重度吸烟者比例由干预前的20.2%下降到干预后的3.9%(p<0.01),而轻度吸烟者则由46.8%上升到71.4%；工人组重度吸烟者比例由干预前的23.3%下降到干预后的2.2%(p<0.01),而管理组和技术人员组的主要变化则是轻度吸烟者比例的增加(14.3% vs 63.6%,19.0% vs 72.2%)；20-岁组和30-岁组中重度吸烟者的比例下降显著(31.4% vs 3.1%；20.0% vs0%),但是40-岁以上组的重度吸烟者的比例变化不大。在吸烟危害的认知上,干预后的变化也十分显著(p<0.05)；在戒烟意愿上,处于准备期的比例从干预前的11.0%上升到干预后的41.5% (p<0.01),而处于思考前期的比例则由干预前的50%降到干预后的30%(p<0.05)；在寻求戒烟帮助上,在干预前绝大部分的吸烟者只强调自我意愿,而愿意接受家人,同事或公司戒烟辅导帮助的比例不超过10%,干预后这一比例上升到近30%(p<0.05)。这种认知改变对他们的戒烟行动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工作场所开展的控烟干预。与之相反,对照组绝大部分指标在干预前后无显著变化。干预组的戒烟成功率为24.6%,而对照组的成功率为6.4%,差别显著(p<0.01)。本研究通过基线调查较全面的了解了我国职业人群的吸烟状况、行为特点、戒烟意愿,以及工作场所控烟政策对员工吸烟行为的影响；通过健康促进的生态学模型中的组织改变的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的综合应用,在工作场所开展控烟干预。结果显示控烟效果显著,员工的吸烟率和吸烟量显著下降,戒烟意愿明显增强,戒烟成功率得到显著提高；实践证明该干预模型的应用符合企业的实际特点,可操作性强,戒烟效果显著。同时,将健康促进活动与企业职业卫生与安全管理护体系相结合,实现包括控烟干预在内的健康促进在企业中的可持续发展,是工作场所开展健康促进的一种崭新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