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重要作家。丁玲一生的文学活动除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创作,还交织着她的编辑生涯。本文主要考察了丁玲人生创作转折期所主编的两种重要报纸副刊和期刊杂志:《北斗》、《解放日报》文艺栏,着重分析丁玲的多重文化身份和多重角色:作家──编辑──革命者,在现在文学生产过程中如何塑造文学体制又如何被文学体制所塑造,丁玲文学编辑活动的复杂性在于中国社会革命的复杂性,文艺与革命的矛盾关系使丁玲对党的文艺意识形态始终处于矛盾和冲突状态。通过对丁玲文化身份和角色的探讨,本文着重揭示丁玲心态的变化过程及其复杂性。本论文除引言和结语外,由两章构成。第一章探讨丁玲1930年代所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本章认为,丁玲转向革命是艺术理想在黑暗现实的挤压下幻灭的结果,丁玲希望在革命中重塑自我,然而革命文化氛围对其重塑的结果却并非自我的完善,而是要求其逐渐放弃小我,成为革命的“螺丝钉”。《北斗》是左翼作家联盟于1931年9月创刊的大型文艺刊物,也是同时期左联唯一的公开文艺期刊。自《北斗》创刊开始,丁玲就担任该杂志主编,由于她的努力,《北斗》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贡献。正因如此,中井正喜称赞《北斗》对于文学家具有一种“母亲般的胸怀”。在《北斗》的编辑过程中,丁玲与鲁迅和其他左联领导人发生了频繁接触,“不太红”的丁玲迅速“红”起来,最终自觉地由革命同路人转向党的“螺丝钉”。在一定意义上,丁玲编辑《北斗》的过程也是丁玲自我意识被“编辑”、生产和重新生成的过程。本章由探寻丁玲1930年至1931年的心态变化入手,以《北斗》创刊号的文本为中心追问丁玲投身革命工作的目的。最后讨论《北斗》的编辑如何加速了丁玲思想左翼化地进程,推动她自觉成为革命的“螺丝钉”。第二章探讨丁玲1940年代延安时期主持的《解放日报》文艺栏。本章认为,知识分子一旦投身革命现实,就必然发现自身革命理想与革命现实的差距。这种差距让丁玲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传承自鲁迅的启蒙精神,企图在革命的同时从事启蒙,因此丁玲大力提倡而且身体力行地创作杂文,引发了延安杂文热。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丁玲一方面出于外在压力,另一方面也出于主动选择,真诚地接受了毛泽东文艺思想,自身革命想象与革命现实的缝隙暂时得到弥合。延安《解放日报》创刊于1941年,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它具有无可争议的政治影响和号召力。该报设置的“文艺栏”作为中共各级党报中第一个文艺副刊,当时就吸引了很多读者的关注,其编辑运作机制被后来的各级党报副刊继承下来,成为事实上的操作规范。但是,《解放日报》文艺栏的主编丁玲,长期以来并未被视为党报文艺副刊创始人和奠基者,其办报实绩从延安时代就遭到批评,在十五年后更成为丁玲反党的一条历史罪状。《解放日报》文艺栏编辑工作的得失之所以会带来尖锐的否定性评价,固然有复杂的历史因素,却也和丁玲个人的思想倾向息息相关。上一章已经指出,像丁玲这样的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内心想象和现实的革命本来就存在很多差异,一旦他们有机会融入真实的革命生活,这种差异就可能演变成冲突和矛盾,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这一章中,将依次讨论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期间的文艺主张与编辑实践之间存在的矛盾,丁玲取得的编辑实绩及其复杂动机,丁玲想象中的革命与现实的革命二者之间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如何被《讲话》所阐明的文艺道路所弥合。综上所述,丁玲的文学编辑活动始终体现着革命与启蒙的矛盾,革命与政治的矛盾,也体现着丁玲为了追求自由与平等的不懈努力。丁玲的困境今天或许已不复存在,但是丁玲的价值追求仍然是当代人未完成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