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在本质上是一场社会知识的转型，是从传统的认知方式向科学认知方式的转型。虽然现代型的(科学的)社会知识在欧洲和中国都与自身传统的社会知识类型构成紧张关系，但西方人自古以来的“天人相分”的认知方式本身就与科学的认知方式是内在契合的。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认知方式与现代型的知识原则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认知方式的冲突最具根源性。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民族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才会如此艰难。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正是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与现代化的激烈冲突而提出要请来“赛先生”。然而，对于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古老文明来说，完成这样一个具有根源意义的转型注定不是轻松顺利的。1923年在中国知识界爆发的科玄论战，可以看作中国思想界对这一根源性冲突的第一次大论战。这次论战是历史的必然，它的历史使命是对传统的认知方式进行检讨与批判，完成向科学认知方式的转型。然而，由于论战的双方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理解都存在着不足，科玄论战的主题常常被置换了，变成了机械科学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或者叫机械科学主义与自由意志问题的争论。争论的话题也仅仅是借着“人生观”这样的话题而在边缘模糊地展开，并没有正面深入对认知方式的探讨。由此可见，科玄论战并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它仅仅只是一个开端而已。只要这场转型还没有彻底实现，两种认知方式的冲突就还会存在，科玄论战就还会被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