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6日,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认罪认罚制度随之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该制度是实体与程序并存,同时追求公正与效率,在借鉴域外辩诉交易的同时,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仅是我国法治发展的重大举措,更是通国刑事诉讼法体现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当今刑事诉讼法的价值追求,更多关注于保障人权,实现公平正义,在认罪认罚制度中更应如此。自行辩护、委托律师辩护和指定法律援助辩护,是被追诉人被指控犯罪时行使辩护权的主要方式。广义上来看包括会见权、质证权、程序选择权等,这些权利使得被追诉人在面对国家司法机关的指控时,获得保障自身合法权利的途径,从而实现程序正义。但在认罪认罚中,被追诉人让渡了自身的部分权利,追求效率的同时如何兼顾公平,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在该制度下应当如何行使,怎样化解公权力机关与被追诉人在认罪认罚制度中的矛盾,是应当考虑的问题。通过网络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后进行总结,并搜集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大量案例统计分析,发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下列不足:被追诉人的对案件的知悉权在司法实践中,并不能有效得到保障,被追诉人与公权力机关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被追诉人在决定认罪认罚时,“自愿性”不能得到充分保障;被追诉人在委托辩护人方面,其合法权利未能得到有效保障,一方面辩护人与公诉机关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量刑协商,另一方面我国的辩护律师存在缺位现象;与认罪认罚制度同时产生的值班律师制度,也未能真正发挥作用,流于形式。被追诉人的辩护权的保障存在着一些现实问题,需要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司法实践中,知悉权的受损是由于司法机关未完全履行权利告知义务,被追诉人对其享有的权利以及证据资料并不充分;“自愿性”存在瑕疵是因为一味追求认罪认罚适用率以及审前羁押率畸高;控辩协商并无法律作为支撑以及协商双方并无协商动力,共同导致量刑协商未能有效进行;律师介入时间晚、检察院权力扩张等原因阻碍辩护人作用的发挥;值班律师角色定位“见证人”化,其帮助职责归属并不明确,使得值班律师制度流于形式。辩护制度对于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尤为重要,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重要部分,是推进审判结构平衡、实现公平正义价值追求的重要环节。如今,认罪认罚制度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广,只有加强被追诉人辩护权的保护,才可以减少因非自愿而认罪认罚。只有将各规定不明确的环节规范化,落实各项权利以及推进有效辩护;从司法机关、律师等不同主体着手,明确各方职责。进而使得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在认罪认罚制度下得到充分保障,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保证司法公正,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司法公信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