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并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却加重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各中央部委首长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当他们对某些地区给予政策上的偏袒,则有可能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并加重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中央部委首长一直以来都掌握着绝对的财政资源和项目审批权,特别是转移支付项目的拨付,地方政府为获得更多的资金来发展当地经济,就势必会与中央部委首长建立政治联系,“跑部钱进”正是对这样一种现象的描述。中央部委首长对某些地区给予政策上的偏袒,转移支付资金在不同地区的不合理分配,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此背景下,本文从转移支付的视角对中央政府各部委首长给予其出生地区的政策偏袒是如何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进行了研究。在本文中,我们不仅分析了转移支付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将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作为中央部委首长偏袒其出生地的一种传导机制,并深入分析了该传导机制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在理论层面分析了政府官员影响地方经济的动机及形式,研究发现政府官员会对其出生地区给予政策上的偏袒,其中一种形式就是分配较多的转移支付资金。第二,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对地方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均衡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都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增长,但专项转移支付的效果要好于均衡性转移支付。第三,在前文的分析基础上,本文将从理论层面分析我国中央部委首长能否通过给予其出生地更多的转移支付资金来促进地方经济的增长,即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与中央部委首长的政治关联性,以及这种关联性是如何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第四,本文运用全国的地级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构建一个双固定效应模型,并使用矫正后的夜间卫星灯光数据来衡量经济增长,分析中央部委首长对其出生地的偏袒是如何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以及转移支付资金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引入两者的交互项来表示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与中央部委首长的政治关联性。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中央部委首长对其出生地区的偏袒会显著的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且转移支付资金与经济增长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引入它们的交互项后发现,中央部委首长通过给予其出生地更多的转移支付资金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随后在模型中加入其它控制变量后,结论保持不变。(2)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比之下,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影响则较小,该实证结果验证了前文中的理论模型。此外,中央部委首长通过给予其出生地更多的专项转移支付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分配则和中央部委首长的政治关联性较弱。(3)在稳健型检验中,排除省会城市进行回归、排除无偏袒省份进行回归、排除政策性省份进行回归,得出的结论也基本保持不变。但我们还发现,与全国样本相比而言,用一般地级市的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显示,中央部委首长更能促进其出生城市的经济增长,专项转移支付对当地经济增长的正向贡献更明显。(4)相比于东部和中部的样本,用西部地区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的显示,中央部委首长对其出生地的偏袒会更能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其它结论则基本保持一致。(5)重新用GDP指标衡量经济增长进行回归的结果也基本一致,但我们通过深入分析发现使用GDP指标还是存在一定的度量误差问题。(6)运用解释变量的滞后期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显示,中央部委首长给予出生城市的政策偏袒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持续一到两年,转移支付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持续至少三年,而中央部委首长给予其出生地的转移支付项目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会持续两年。中央部委首长对出生地的偏袒,特别是通过给予更多的转移支付资金,会使得偏袒地与非偏袒地获得不公平的资源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本文认为:(1)建立对中央政府官员行为的约束机制,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扩大简政放权范围,同时在简政放权的制度设计中应兼顾市场配置和政府调控。(2)减少中央部委首长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干预,建立均衡性转移支付的稳定增长机制,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重,完善均衡性转移支付分配的测算方法,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3)但不应过多的降低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应从项目设立、预算编制、资金分配、绩效评价、监督检查这五个方面去改革专项转移支付制度,降低专项转移支付分配与中央部委首长的政治关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