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规模的城镇贫困人口是伴随着市场化改革而产生的，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急剧转型，城镇贫困问题开始凸显。政府也相应地出台了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等宏观发展战略层面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专项制度层面的一系列反贫困政策来缓解城镇贫困问题。基于此，本文借鉴国内外一些科学的政策评估技术和方法，结合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调查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评估我国转型时期城镇反贫困政策的功效，为城镇反贫困政策的改进和完善提供理论依据。　　 所有经济政策对贫困的影响最终都体现在贫困指数的变化上，因此贫困指数是反贫困政策评估的依据和前提。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一些常用的贫困指数的含义、特征和计算方法。文章利用的贫困指数主要有以下两类：(1)F-G-T贫困指数。这是人们最常用的贫困指数，可以进一步分解为贫困发生率、贫困距比率和平方贫困距比率三个贫困指数，可依次用来反映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2)瓦特贫困指数和由此而来的脱贫时间指数。这两个贫困指数都是对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分配敏感的指数，并且脱贫时间指数具有非常直观的意义。这两类共5个贫困指数具有不同的特征和侧重点，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衡量反贫困政策的效果。　　 文章第一部分是对宏观发展战略和政策或者预防性政策的反贫困效果的评估。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持续动力，但其减贫效果受到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这部分内容定量分析了1980年以来我国城镇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关系，从F-G-T贫困指数和脱贫时间指数两个角度实证测算了城镇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结果发现，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是递减的，不平等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仅靠经济增长本身无法自动消除贫困。我国的城镇贫困也是与城市化进程相伴的，现有的和今后持续的城市化进程会影响城乡内部和全国总体的贫困变化，文章最后通过贫困的四要素分解模型揭示了城市化对于城镇贫困以及总体贫困的影响：城市化进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城镇贫困，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国的城乡总体贫困，其作用仅次于经济增长。　　 文章的第二部分评估了全球化对我国城镇贫困的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除了内部的经济体制改革外，对外开放也是另一主要因素。但理论模型表明，对外开放或者全球化对贫困的影响是很不确定的。本文接着在疏理全球化影响贫困的机制和途径后，采用协整分析的方法实证检验了FDI和出口贸易对我国城镇贫困的影响：FDI提高了城镇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但使他们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相反，出口贸易降低了城镇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但缩小了其内部的收入差距。我国的城镇贫困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全球化进程和体制转轨过程要快于西部地区，因此本文进一步以中部6省作为样本，分析了全球化以及工业化和民营化进程与城镇贫困的关系，并着重考察了其中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在中部6省，FDI与城镇贫困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只有当FDI达到一定水平后，FDI才会减轻贫困。　　 文章第三部分是对微观或者补偿性经济政策的反贫困效果的评估。既然经济增长本身一般无法根除贫困，那么一些具体的事后的补偿性的经济政策或者社会保障政策和制度对缓解贫困而言就是不可或缺的。这部分内容分三章依次评估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镇廉租住房制度和城镇医疗救助制度的运行效果。相对而言，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比较系统和完善，覆盖面和救助力度较高，廉租住房制度和城镇医疗救助制度还处于试点和探索阶段。总体看来，这三项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城镇贫困问题，为城镇贫困人口的吃饭、住房和医疗提供了一些基本的保障，但由于资金短缺和运作不规范，还不足以为所有城镇贫困人口提供全面的基本保障，也不能够防止贫困人口从暂时性贫困陷入持久性贫困。　　 国内对城镇反贫困政策的评估的研究多而零散。本文研究的特别之处首先在于方法论，本文采用了国外一些比较科学的评估技术和方法，如减贫经济增长、贫困的四要素分解模型等。其次在于贫困指数的选择，除了人们常用的F-G-T指数外，还首次采用了具有良好特性和直观意义的脱贫时间指数，从而准确地揭示了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之间的关系。第三，在研究框架上，把城镇贫困纳入到全国总体的框架中，这对于国家层面的反贫困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城镇反贫困政策的评估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近二十多年来尤其是1990年代经济社会转型以来的反贫困政策的运行效果，从而为制定合理、规范和高效的反贫困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贫困问题是一个全球性和现实性的问题，从相对意义上看，将长期存在，并且在城市化进程加速过程中，贫困将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城镇贫困。因此，这个领域的研究将具有长期性和动态性。另外，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向农村的延伸(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试点和推广)，本文研究的结果对于新时期农村反贫困问题也具有很强的启发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