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燃油车市场的大规模扩张不仅对空气污染治理及石油安全问题提出了挑战,还加大了如期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难度。在多个欧盟国家已制定燃油车退出计划的背景下,面对中国生态环境建设的意愿、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呼声及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要求,如何推动燃油车全面退出历史舞台成为社会各界共同探索的课题。然而,新能源汽车负面事件频发,公众建立新能源汽车信任难度升级。因此,禁售燃油车政策设想一经提出,立刻引发了民众的热议,不少居民更是产生反对情绪。与其他禁止型、指令型政策类似,禁售燃油车政策同样面临着公众的抵抗危机,主要由公众负面情绪所引发。因此,政策设计者在设计禁售燃油车政策时,不仅仅只关注政策工具“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需要注重政策干预所引致的微观个体情绪反应。这就要求推行禁售燃油车不仅需要从制定者的视角出发,还应当聚焦目标群体,从而实现燃油车全面退出的预期效果。因此,论文围绕禁售燃油车政策设想,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首先从环境影响层面回答推行该政策的必要性,其次分别从政策推行的两大阻力——消费者及汽车企业入手,探寻推动燃油车全面退出市场的全方位引导策略。具体来说,论文首先利用全生命周期评估方法及Lotka-Voterra模型,围绕能耗、碳排放、人体健康潜势、温室效应潜力、酸化潜势、气溶胶潜力及光化学烟雾潜势等方面评估禁售政策的环境效应,并进一步分析多情境下政策发布时机差异对于政策节能减排效益的影响。其次,综合使用扎根理论方法、问卷调查法及结构方程模型,构建禁售燃油车政策公众支持意愿动因模型,探究支持意愿的核心影响因素。然后,从汽车企业视角出发,通过分析禁售燃油车过程中政府-企业-公众之间的博弈关系,寻求影响系统演化的核心变量。最后,以上述研究为基础,分别从公众视角、汽车企业视角及政府视角出发,为推动燃油车全面退出市场提出相关建议。主要结论如下:（1）禁售燃油车的环境效应不仅受到实施时机选择的影响,还与汽车技术进步及能源结构息息相关。汽车轻量化发展是缓解乘用车市场能耗及排放降低的途径之一,并在该情境下,实施禁售燃油车的环境效应呈叠加态势。除此以外,能源清洁化情境对于禁售燃油车政策环境效应所表现出的“超累加性”更强。在此情境下,假设于2030年实施禁售政策,虽然其带来的部分环境效应表现出下降趋势,但降低了乘用车市场的酸化污染贡献率。（2）禁售燃油车公众支持意愿可以划分为决策型、人际型及公民型三个维度,其影响因素包含个体因素、心理因素、情境因素及产品因素、社会人口特征。其中,个体因素及心理因素是支持意愿形成的重要内部动因,外部驱动因素包含情境因素及产品因素,并且公众支持意愿在社会人口特征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3）政府宽松监管的同时消费者与企业最终选择“遵守禁售燃油车政策”的稳定策略,是系统的理想均衡状态。为了实现理想状态,应当满足以下基本的条件,即非燃油车的使用效用高于消费者可能接受的违规处罚、企业所获得的技术补贴与非违规时的额外非燃油车销售收益之和超过非燃油车的研发投入,且政府获得的超额激励小于强力监管成本。并且,媒体曝光概率、非燃油车效用、双积分价格、企业非燃油车研发成本以及政府技术补贴等因素的变动影响了系统趋向理想均衡策略的速度。（4）为推动燃油车全面退出,应当从公众、汽车企业及政府所视角出发设计引导策略,以期在搭建良好舆论氛围、车企顺利转型的同时实现生态环境建设及双碳目标。本文为禁售燃油车政策设计提供定量分析工具,不仅完善和发展公众意愿与公共政策的研究体系,丰富气候变化治理理论内涵,还拓宽了节能减排研究视角,形成学术研究的新兴生长点,并为寻求禁售燃油车政策最优发布时机提供了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