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宏观上经济政策的改变使得资源分配方式及社会结构产生了剧烈的转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因此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单位人向个体人转变的迹象明显。个体性的觉醒并不指涉着古典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追求绝对利润”和“自私自利”的思想复苏。在默顿所阐述的中观的社会层面上，经济组织内的合作，意味着由个人自身所携带的一系列与个体相关的经济、历史、文化的影响的复苏，与个人这个最小的社会单位相联系的血缘或地缘关系，而生成的亲戚关系网在经济组织内的合作就是其表现，国家行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此时由强势的有形的转变为隐形的幕后的控制。　　 本文对国营农垦单位租赁制下的企业内部互惠行为进行了研究。第二、三章重点阐述了上述的变化。私人性特征更加明显的互助圈是如何在其特殊的历史、地理、文化传统以及生产特点的交互影响下诞生以及其在经济组织内的合作行为是怎样的。国家强制力量隐退至幕后以及主体间意识的觉醒意味着围绕个体而产生的合作关系是随着个人意愿而伸缩不定的，亲疏程度也时远时近，这一切都取决于行动的个体在经济理性的驱使下，如何从关系的把握中获得自身与合作者之间最大的较长时期的利益均衡。第四章则重点介绍了个体和组织中的合作者之间如何在自身所能掌控的条件及限制自身的条件中完成利益博弈的过程。在第四章中，切入了关键的分析概念：互惠，用来解释处在大的社会背景(限制性条件)中的个人在面对自身对利益的追求和对其行为构成限制的环境中是如何做出取舍的，并定义“最终利益”的实现过程是“效用最大化”而非“利润最大化”的过程。合作的个体在大的制度环境和自身经济理性之间平衡资源和利益分配的过程，只能是一个互惠的过程，走任何一个极端都不可能实现较长时期内较稳定的利益。第五章结论与讨论，主旨在于从理论的角度来探索制度安排(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与个体追求利润的经济理性是如何达到平衡的。着力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文中的主要分析概念：“互惠”的框架内解释清楚。另外，乡土“互惠圈”与国有资产流逝之间的关系，本文针对实际情况做了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