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预备作为犯罪未完成形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有的理论研究并不深入,专业著作也很少,司法实践中预备犯也并不多见,可见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其受重视程度远低于其他犯罪形态。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要求,对犯罪预备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应该引起重视,我国目前不加区分的普遍处罚犯罪预备的立法随着刑法人权保障功能的突出,刑法基本原则的符合,刑法追求日益精细化的今天已经不再合适。通过比较分析和实证研究揭示犯罪预备在立法上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对犯罪预备的立法进行完善,实现更加科学的立法,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添砖加瓦。犯罪预备,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并没有对其进行定义,《刑法》第22条第1款是对预备行为的定义,但学界普遍将二者混淆。犯罪预备应该这样定义:“犯罪预备是指行为人已经开始实施预备行为,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因素而未能着手犯罪实行行为的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犯意预备和阴谋、犯意表示等相互之间有区别。除了总则中规定的形式预备犯,分则中还存在着实质预备犯。我国对于犯罪预备的立法沿袭1979年刑法,法律不能朝令夕改,考虑到犯罪预备立法的稳定性和打击犯罪的需要1997年刑法并未再做改动。司法实践中以犯罪预备来定罪的案件很少,这与立法规定并不相符,这种矛盾导致了立法资源的浪费,也使司法工作人员在寻求实践理性时违背了立法。现行刑法规定的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普遍处罚原则使得其处罚范围过大,不符合我国目前的人权保障价值取向;二是不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谦抑性。三是与实务中司法者的处理态度不相符,对犯罪预备案件进行数据分析后发现犯意预备案件定罪的罪名集中与立法的普遍规定相矛盾的现象。探究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归纳为两点:首先犯罪预备的立法规定明显站在了偏主观主义的立场上,其次是过分强调刑事政策中“严”的一面。为了增强立法的科学性,使立法与司法实践相契合,笔者认为对犯罪预备的立法模式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立法模式,由普遍处罚原则向个别处罚原则转变,在总则中明确犯罪预备的概念,在分则中明确需要处罚哪些罪名的预备犯,处罚原则也由原来的得减原则改为必减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