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问题是通过他对现代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的诊断而提出来的。他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过程,由此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流失了实践话语的现代民主政治难于担当社会生活守护者的角色,逐渐沦为了技术专制统治的形式;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不再来源于生活领域,而是来源工具-目的理性导控的系统本身,生活世界只能为其提供形式上的大众忠诚。这也就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合法性危机。要挽救民主政治,就只有重振公共领域,充分发挥它的民主潜能。哈贝马斯在对公共领域观念的考察中,重点阐述了政治公共领域,并将其作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一种理想范畴,认为其中蕴含了民主的机制和旨趣。他所提出的公共领域充满了私与公之间的张力。这种公共领域的民主机制表现为:自主自律的公众通过交往行为,将生活世界的议题置于公共领域中自由讨论、辩护和批判,并达成普遍共识,即公众舆论。但是,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并不只是公共领域的商谈交往,而是表现为公共领域与权力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此构成一种建立在实践商谈基础上的程序主义民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