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莱士?斯蒂文斯是活跃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文坛的一位现代诗人。由于生活在人性异化、信仰丧失、道德沦丧的现代荒原,斯蒂文斯深切地感受到诗人的历史使命和诗歌艺术的重要性。当《恶之花》的忧郁和《荒原》中的幻灭成为二十世纪欧美文学主要基调的时候,与同辈的诸多现代诗人一道,斯蒂文斯以诗歌本身为媒介思考和探索诗在生活中的功能和意义,并且在诗歌中对现实世界做出深邃的哲学思考。因此,他常常被称作“诗人的诗人”或“哲理诗人”,并成为美国现代诗歌史上与罗伯特?弗罗斯特、埃兹拉?庞德、T.S.艾略特、W.C.威廉姆斯等并肩的重要诗人与诗论家。本文以《试论华莱士?斯蒂文斯诗学观的形成》为题,首先对斯蒂文斯的诗歌创作理论做了一个全面的辨析,重申并完善国内外学者的观点:现实想象情结、秩序概念、和宏大风格三足鼎立构成了斯蒂文斯诗学的基本框架。斯蒂文斯的作品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思考——现实与想象的关系。他认为,现实是诗歌的中心参照(central reference),想象力是现实的组织者,想象力可以使混乱不堪的现实复原;二者相互作用的产物就是诗歌,诗歌作为一种“最高虚构”(supreme fiction)赋予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井井有条的秩序。此外,斯蒂文斯高呼“风格与诗歌是一体”,以精细的措辞、华丽的色彩、隐晦的诗义建立了一种独特的沉思风格。令笔者感兴趣的是,虽然斯蒂文斯始终坚持自己诗歌创作理论的独创性,拒绝承认任何传统渊源,但正如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所表达的,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本身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斯蒂文斯也不例外。而且,斯蒂文斯的诗歌创作也非常符合美国文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诗歌理论的描述。所以,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互文性理论的视角出发,沿着现代哲学影响和诗歌继承两条主线,挖掘斯蒂文斯的诗学观与传统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认为,现代哲学家如桑塔亚那、柏格森、詹姆士的哲学思想的合力促成了斯蒂文斯以诗歌进行哲学探索的诗学观。此外,斯蒂文斯受到了诸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如华滋华斯、科尔律治等、法国象征主义诗派、以及美国本土的前辈诗人如爱默生、惠特曼等诗歌创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变成了一位“各种诗质的混合体(astonishing blend)——包括外国的和本国的诗质”。(布鲁姆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