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瑞典在福利资本主义世界中占据着重要而特殊的位置。瑞典福利国家通过实施一系列以普享为特征的社会福利政策,使各阶层都被容纳进统一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社会团结和公平,因而被誉为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20世纪90年代初期瑞典福利国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瑞典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无法适应新的经济形势而难以维系；瑞典社会民主党下台,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右派政党上台执政；高居不下的失业率等。同时,在危机中高标准的社会福利制度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高福利反而逐渐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综合危机开始动摇瑞典福利国家存在的基础。为了度过危机,瑞典进行了一系列以重新界定国家与个人责任、提高福利供给效率、收缩政府财政支出等为目的的社会福利紧缩改革。通过对瑞典在养老金、社会服务领域、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所进行的改革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瑞典90年代初期所进行的社会福利改革具有鲜明的新自由主义特征,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面临严峻挑战。本文通过运用“非商品化”和“分层化”两个工具,试图探寻瑞典福利国家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福利紧缩改革后的变化。通过对1993—2005年期间瑞典福利国家中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因素分别进行测定后发现,瑞典福利国家中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因素仍然维持较低的水平,而社会民主主义因素在改革后不但没有减弱还有所加强。这说明瑞典福利国家在经历了90年代的福利紧缩改革后仍然保持了强烈的社会民主主义特性。通过研究发现,随着瑞典福利国家的成熟,以普享为特征的社会福利政策已经成为积极的力量来调整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普享型的社会福利政策将所有的阶层都容纳进统一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因而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构建起了一种支持福利国家的广泛共同责任；同时,由于成功地将新兴中产阶级也容纳进统一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因而避免了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形成二元化结构,实现了社会团结；另外,政策反馈效应的存在也使福利的紧缩改革难以取得成功。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危机和社会福利紧缩改革后,瑞典福利国家并没有丧失其社会民主主义特性,而新自由主义因素的加入能够提高瑞典福利国家总体的社会福利产出效率和供给水平。因此可以认为瑞典福利国家改革是建立在社会民主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上的新自由主义微调。其目的是使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等外部因素以及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等内部因素的挑战,从而使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更加具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