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史学和文学著作。司马迁撰写《史记》除了接受家学、史官之学外，还得益于汉初政治家的思想。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对司马迁产生影响的人物比比皆是。其中，贾谊对司马迁史学观的形成及《史记》关系的探讨，涉足较少，本文主要从贾谊的史政观和著作两个方面对司马迁和《史记》的影响来进行研究。史政上贾谊主张以“礼”作为统治的指导思想，提倡上下、尊卑等级分明，这种等级制度在《史记》的体例上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到，《史记》的开篇为《本纪》描述的是帝王的事迹，《本纪》以下记录人和事的为《世家》和《列传》，《世家》记录的是诸侯和功臣，而《列传》记录的是历代名人传记，这种以《本纪》总领《史记》，《世家》和《列传》来补充的结构，体现了司马迁礼制思想与贾谊礼制思想的融通关系。贾谊思想中融合了儒家、道家、法家的思想，他把儒家的“仁”和社会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如匈奴问题、诸侯国问题和社会风气问题等等，形成了以“礼”作为指导思想和以“仁”作为核心的社会秩序的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贾谊的这种思想理论体系影响了司马迁的史官思想形成，司马迁在对孔子儒学的阐释时，就提倡以“仁”为核心，把礼和道德的约束力统一的社会秩序。贾谊的著作对司马迁的影响在《史记》中有两处最为明显，第一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史记·陈涉世家》在发表观点的地方，直接引用了贾谊《过秦论》的下篇和上篇。还有一处是《史记》的开篇《五帝本纪》对上古五帝的排列顺序与贾谊的《新书·修政语》中对上古五帝的排列顺序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说明了贾谊与司马迁对上古五帝的认识是如出一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