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就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要求”,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新三农问题,为了有效解决乡村社会基层治理问题,必须将乡村基层治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中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构建现代化法治国家,而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治理能力的好坏,乡村基层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性环节,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想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先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不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布局。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是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农业农村政策都是通过“乡政村治”的运行得以贯彻和实施。十八大之前,国家通过“乡政村治”机构的运行在乡村社会进行各种法律治理的活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乡政村治”模式遭遇新的困境。十九大和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社会治理建构了适应新时代乡村社会发展的崭新框架。在现代治理和法治理论的制度体系内,乡村社会法治化治理是多元主体依据多样化规则在法治轨道内依法行使治理活动,发挥各自应有功能的有机共治。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讨河南省乡村治理法治化所面临的困境,并针对这些困境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建议是本文的研究要旨。本文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和现实要求,专门研究乡村基层治理可持续发展问题。具体而言,论文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以及乡村振兴与乡村基层治理的互动逻辑关系分析入手。多方面分析了我国乡村基层治理的现状,其中主要是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治理方式具有多样化、治理领域和层次深入化的现实状况;以及在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其中主要有:一是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的困境（国家法的统一性、现代性与民间法的地方性、传统性相冲突）、二是权责不明晰的治理主体困境（基层政府与村委会之间、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村两委与其他主体之间权责不明晰）、三是治理过程行为失范现象严重的治理困境（权力寻租行为频发、形式主义之风盛行、选择性治理现象较多）、四是农民主体意识不强、法治观念淡薄;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外的有益经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其中主要有:一是完善治理规范体系,推进治理规范法治化（完善乡村治理法律体系、及时修订乡村民间规范、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二是明晰治理主体权责（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规则治理、改善党的领导,推进示范治理、努力提升广大农民参与基层治理的能力,坚持自治、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理手段）、三是优化法治文化供给（要创新法治宣传方式、要更新法治宣传内容、要建设法治文化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