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光绪三十一年为转捩点,以晚清最后十年间大量报刊刊载的小说为研究对象,以小说政治功用性的演变为线索,讨论在梁启超提倡的“小说界革命”之后,晚清小说的变化和特征,并探寻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论文主要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介绍问题的缘起及对中国近代小说史研究的回顾,审视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研究视角;此外还对相关概念、史料情况、研究方法及论文写作思路等作了解释;本章最后对“小说界革命”前中国古典小说及传教士小说的功用性内涵作了简单探讨。第二章至第五章为文章的主体部分。第二章题为“发现小说:晚清小说政治功用性的赋予”。中国近代小说的质变待到“小说界革命”赋予小说以政治功用性后才得以发生。在这一过程中,梁启超是一位枢纽性的人物。他不仅在思想上为晚清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而且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晚清小说的变化虽是各种因素交互着力的结果,小说的繁盛也并非梁启超一手独立造成,但其开创之功,其影响之深且广,则是不争之事实。本章就近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梁启超文学功用观的提出,梁启超的新小说理论以及新小说内质的变化等几个方面,对晚清小说政治功用性的赋予进行了深入考察。第三章题为“晚清小说政治功用性的扩展:八股世界忽为小说世界”。本章着重分析“新小说理论”在小说理论界和实际创作中的泛化。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的政治功用性在最大范围内得到扩展,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创作界无不对其纷纷响应。这一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来自于文学观念转变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另一方面依靠的正是报纸、期刊、书局的鼎力合作。离开任何一方,晚清小说很难在如此短期内获得如此繁荣之势。随着晚清小说的兴盛,晚清小说的分类也日趋繁盛,小说分类的势旺,又促进了各门类小说的写作,促进了晚清小说的发达。第四章题为“娱乐压倒启蒙:小说政治功用性第潮落”。光绪三十一年起,晚清小说格局开始发生变化,新小说在实际创作上与“小说界革命”理论主张渐行渐远,政治小说潮落,娱乐压倒启蒙,小说创作在娱乐性和政治功用性之间求新求变。这种小说格局的形成是小说政治功用性的缺陷、近代小说本身的完善以及小说作为文化消费品的特性,三者交互着力的结果。第五章题为“从介入到关怀:晚清小说政治功用性的新变”。光绪三十一年后,晚清小说呈现出新的格局,开口见喉咙的政治小说逐渐淡出,更具通俗娱乐性的小说逐渐兴起,表现为“娱乐压倒启蒙”;但小说的政治功用性,“小说救国论”并为因此消失,而是与小说的娱乐性一直处于博弈状态,最终形成了“立意高尚之书”与“消闲娱乐之书”既对立又互融的并存局面。在此期间,小说的创作观念发生转化,经历了从“功利小说观”(强调小说作为政治变革的工具),到为“膏粱谋”和“反映社会人生”的发展历程。用小说以为政治变革之工具的观念逐渐得以修正和完善,小说从作为政治功用性的直接介入,发展为潜在的社会关怀,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的现实主义品格开始显现。结语部分对晚清最后十年间小说的基本面貌进行评价。晚清最后十年间的小说纷杂繁呈,其间不乏怪诞支离之著作,诘曲聱牙之译本,娱乐启蒙相互角力博弈,令人眼花缭乱。但其之发展并非没有一条主要的线索,并非没有某种明确的目标与趋向,从介入到关怀,一切虽然尚处在探寻与摸索当中,但晚清小说潜在的现实主义品格却在其发展的多元性、过渡性以及其内在冲突与张力中不断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