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中庸思想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不仅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论基础上的一种伦理道德观,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方法。总的来说,中庸就是要求以人的内在要求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为依据,在外部环境中寻求“中道”,也就是内在要求,在现有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下,得到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无过不及的表现。这样一种思维方法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稳健笃实的民族性格,对我们几千年的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诗经》是我国古典文化的珠玑,也是世界文学宝库的一颗明珠。它从18世纪起就被译成西方语言,19世纪开始各种英语全译本和选译本相继问世,其中既有英语为母语的译者的译本也有中国本土译者的译本。在这些译本中既有散体又有韵体的,它们对西方读者了解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就外在美的再现而言,大多不尽如人意。就诗的形式而言,诗节的行数、诗行的长短、节奏和韵律如果都能与原诗相同或形似,或者说能从英语诗歌中找到相似的形式这些都是最理想的。但从实践上说,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汪榕培和任秀桦的中英文对照版《诗经》就是在外在美再现方面试图从中国古典诗歌和英语诗歌中找到适当结合点的典范。这也是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中庸思想与诗歌翻译完美结合的典范。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中庸之道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不能走极端,要“执两用中”;诗歌外在美的翻译也是一样,译者既不能囿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和韵律也不能完全照搬英语诗歌的形式,而是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该保留汉诗特点的地方要尽量保留,使译作读来不失“汉味”,该借鉴英诗形式的地方也要予以借鉴,使译作不至于“翻译腔十足”,甚至在两种做法都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下进行创译,使译作清新自然,读来琅琅上口。汪、任的译本将中庸思想与中国古典诗歌外在美的再现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对英译中国古诗也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汉诗英译既不能走刻意模仿汉诗形式的极端,也不能走照搬英诗形式的极端,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恰当的结合点才是外在美再现的中庸之道。本文通过对《诗经》及其英译本的分析,并比较了中国古典诗歌和英语诗歌的不同,结合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中庸思想提出了汉诗英译时外在美再现的原则,最后重点分析了中庸思想在汪榕培、任秀桦译本中的体现,进一步论述了本文的观点,即汉诗英译在外在美方面应该把握汉诗和英诗形式的中庸之道,避免走任何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