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加强，国际资本跨国界的相互渗透和弥补也大大提高，产业分工，资源优化配置随之得以体现。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及资本大国，拥有着潜在的巨大市场。我国即将成为世界贸易俱乐部(WTO)的成员，就必须在遵循WTO“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发展自己的产业经济，其中最重要的是完善、加强对WTO规则的理解及在相应的WTO法律框架原则上，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和模式，确定与WTO规则相符合的外资和产业政策的法律，保护市场经济秩序，建立良好的竞争环境。 跨国公司作为竞争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主体，在世界资本市场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直接或间接的跨国投资中跨国公司占有近75％以上的份额。它们通过新设、并购、股权控制，合作等方式，进行跨国投资经营活动，直接及间接地影响一国甚至世界的某一产业的经济格局，政治体制等。更有甚者，跨国公司为达到其获取最大利润的目的，规避监管国的法律，滥用其自身的优势地位，垄断，限制竞争或不正当的竞争，影响和破坏经济秩序的公平原则，给东道国和母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增添不必的成本。显然，研究跨国公司的法律问题特别是其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探讨及制定对跨国公司活动行为的规制，具有重大的意义。 跨国公司以各种形式进入中国，同时带来了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创造了上百万个就业机会，但缺乏符合国际通行标准的有效控制体系，这些外国公司将会利用卡特尔或购并进而垄断国内的某些行业。我国在迈向市场导向性更强的未来经济体制的时候，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法律真空，即缺乏对竞争机制的全面有效保护，换句话说，我国缺乏对于卡特尔垄断规模或垄断行为，反竞争行为，合并限制性的商品或服务购销协议等明文禁止性规定。在指令性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换过程中，保护市场经济机制规定显得十分不足，本文采取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竞争法的法律制度进行分析比较，再以各国的立法例为据，进行实质论证、总结，并为我国规制跨国公司优势滥用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对策。 从欧盟竞争法，德国《反限制竞争法》、英国《公平贸易法》等看出，优势滥用作为限制竞争的行为，它分为市场支配地位滥用和交易中优势地位滥用二种情形，前者的构成要素主要是：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为和对有效竞争和公共利益的损害事实，后者为交易 中占优势的企业，滥用行为，损害有效竞争的事实。从构成上我们可以看出，除滥用的主 体资格上有一定差别外，在行为和事实上存在竞合的。市场支配地位的确立是一个综合的 调查过程，它必须从结构性和行为性来划分，同时，要涉及到市场份额，来源市场，竞争 者数量，资本大小等因素，而交易中占优势地位，只要求在交易中具有优势地位。从而确 立了在不同地位情形上的跨国公司进行限制竞争的行为，以期达到细分个案，防止试图利 用在资格上的不同规避法律管辖的目的。滥用行为作为两种类型的共同要件，它的类型是 形形色色，不胜枚举，它仅指一种损人利己的企业行为，至于该种行为是否在何种程度上 损害有效竞争并不关注，就取其“滥用”的本来意义，文中在客观上尽可能的罗列滥用行 为的分类，以利于法院在审判中为企业行为定性。滥用行为的存在，并不必然造成损害的 事实，在法律上只对影响公共利益和有效竞争进行遣责，并为法律所禁止。 优势滥用必然遭到各国竞争法的规制。设立了具有较高层次和权威的专门的行政执法 机关，以保证竞争立法的有效实施，欧盟的机关主要有欧洲理事会，欧洲委员会，共同体 法院和欧洲议会，其主要职能是制定和执行竞争法规，维护欧共体的竞争秩序，德国的相 应机构是联邦卡特尔局和州卡特尔局，经济部长三个机构，日本则由公正交易委员会行使 竞争法的专门职权，另外，在救济方面它们都采用兼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 综合法律救济措施，根据不同的对竟争损害程度而进行调查和法律适用，来保护被侵害的 经济者的利益。 西方各国对优势滥用的规制发展己经相当成熟，且不断进行创新，从他们的立法内容 模式，执行机关等各方面都给我们以良好的启示，即要从国情出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 对跨国公司进入我国的规制体系，禁止其优势滥用，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完善 和调整我国外资制度和外资政策，针对外资的进入在符合gro规则的情形下，给子跨国投 资者必要的义务和权利，第二，确立以《反垄断法》为竞争法体系中的基本法和核心地位。 第三，设置独立的准执法机关执行反垄法。第四，丰富和完善法律救济的手段和措施，确 保我国市场竞争秩序的稳定和与国际市场竞争秩序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