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是刑法学的核心内容,在一定意义上说,刑法解释是刑法的生命,具体的刑法规范在适用于个案时,裁判者必须心存正义,目光不断的往返于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通过对刑法规范的解释以及案件事实的解读,弥合两者之间的“裂缝”,从而实现立法者的目的,完成司法者的使命。刑法作为以社会防卫为本位的部门法,在法律体系中处于后备法的地位,即当其他部门法无法调整特定社会关系时,刑罚权才允许发动,大陆法系国家称之为刑法的谦抑性,该属性体现在刑法规范中,便是刑法的首要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法必须具备明确性,但是此处的明确性并不是明确到不需要解释,因为作为刑法规范的载体:语词,具有先天的模糊性和变异性的特点,在特定的案件事实中,如果不对刑法规范进行解释,则无法适用于特定案件。刑法的解释需要具备一定的限度,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法的解释必须以明文规定的刑法规范作为限度,不能对刑法规范做出超越立法者预先订立的条文的意义范围之外的解释,但中外刑法思想史中对刑法解释的界限均未达成一致的意见,且在具体的案件的裁判上即使采用同一标准,也会得出不同的答案,笔者试图对中外刑法思想史中对刑法解释界限问题的探讨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必须以综合性的标准来界定刑法解释的界限。另外,作为与此紧密相关的问题,笔者将对类推,这个让中外刑法思想史迷惑的概念,进行探讨和解析,分析类推这种思维方式在刑法适用过程中具体的运用过程和必要性,以及如何对通过此种思维方式所获取的刑法解释结果进行检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