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以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产生与发展为基本的分析视域,在对西方哲学的精神性历史纵向推演的内在逻辑之洞察基础上,在对西方形而上学运转的差异性变化背景中,着重探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初始渊源、基本类型、发展样式以及主要旨趣,以期在新的历史维度的现实基础上,阐发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自身的基本特点和演进路线的理解。事实上,国内外学界对于实用主义哲学的价值和走向的阐述大都未能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旨趣和整个西方哲学的多重性现实背景联系起来,给予论证;对实用主义哲学的梳理也大都未能在深层次上知晓到作为实用主义哲学本身所承载着的现代哲学精神所呈现的理论蕴涵及其实践样式。因此,本文的研究重心在于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整体把握和历史阐释。一方面，本文力图通过古希腊哲学精神境遇的衬托,彰显其在形而上学探究中所展开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所蕴含的内在精神活力；另一方面，通过对时代精神的表征,挖掘出美国本土化的一种特有的精神资源和文化样式，印证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有着自身发展和推移的历史,进而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揭示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演进的内在逻辑。本文设计的学理路径和分析框架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揭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初始的欧洲渊源。在转换的历史背景和精神条件下，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历史出场是由其独特的社会历史因素及文化因素决定的，这意味着以往的宗教信仰和以往的哲学资源并不能解决新大陆人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对他们而言，生存本身即真理。正是这样一种在特殊境遇里所确立的移民文化的特有价值为早期的实用主义哲学产生提供了现实的土壤。这意味着早期的实用主义哲学家面向的是脚下的大地和历史的事实。他们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界限，反对将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分割开来，宣称哲学研究应从绝对的物质和精神实体以及抽象概念中解放出来，将自我、上帝、因果关系、自由意志等至上性的概念,通过诸种途径逐渐地“下移”至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过程。从哲学的延异角度勘查还可以看到,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还经历了从古典实用主义到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相结合，再到新实用主义的演进历程。20世纪后期，随着美国国内对古典实用主义研究兴趣的复苏，在新实用主义的理论中，美国实用主义的早期思想源头与文化传承的谱系被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领袖爱默生那里，美国学界对爱默生的研究也出现了“实用主义转向”（pragmatic turn）的趋势，学者们开始关注爱默生的许多观念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产生的影响，并宣称爱默生的基本思想在相当的程度上表明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思想萌芽。本论文的研究重点是立足于在对原著的通透性理解的基础上,比较系统、详尽地勘察从爱默生到杜威这一阶段中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在历史方面延伸的来龙去脉以及在现实逻辑方面的是是非非，在新的历史与现实的前提下展开对美国实用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过程的研究，力求在深入理解的过程中揭示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本质、多重性的复杂性质和现代价值，并据此突破国内外学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某些误解。本论文的研究路径是将爱默生哲学置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演进过程的框架及西方哲学史的历史背景之中。在梳理其思想与唯一神教和苏格兰实在论哲学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以及与古希腊哲学、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及英国浪漫主义思潮的传承关系的同时，揭示爱默生对其后的尼采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詹姆斯及杜威等的影响。18世纪末，受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影响，以钱宁为代表的唯一神教宣布了对清教加尔文主义人性堕落信条的拒斥，肯定人的自由的道德能动作用。唯一神教开始从对上帝的虔敬转向以人为中心的义务宗教，表现为清教主义和启蒙运动的联姻，既强调理性的必要性，又强调教会权威的重要性和理性本身的有限性;爱默生对唯一神教既有继承也有批判，认为唯一神教这种试图调和理性和神启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继之,英国浪漫主义领军人物柯勒律治的《反思援助》在美国发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部著作将德国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介绍到美国。受康德哲学和英国浪漫主义潮流的启发，爱默生创建了自己的哲学，宣称自然是开放、流动的，充满着偶然性，新大陆人不应继续在往古的枯骨中摸索，而应建立自身与自然的直接联系，通过探索、行动和创造创建自己的世界。爱默生的这些观点为后来的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奠定了基调，在相当程度上预示了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哲学和杜威的工具主义哲学的产生。事实上,爱默生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那里汲取的浪漫主义诗性思维传统构成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一种特有的气质。同时，爱默生的“情绪认识论”（epistemology ofmoods）预示了尼采的视角主义理论方案的产生,进而使得美国哲学表现出了尼采主义的特质。本论文所建构的另一个主要分析视域和创立的理论框架是通过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在历史梳理和批判性超越的基础上，在揭示其思想与时代精神的关联及当代价值前提下,提出马克思哲学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现实性超越的意义。首先，爱默生的“英雄主义”概念与卡莱尔的“英雄崇拜”既有相似性,又存在着差异。卡莱尔认为历史是神圣天意活动的舞台，整个世界历史的精华是由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的历史构成的。伟大人物是向芸芸众生昭示永恒正义的先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卡莱尔的“英雄崇拜”只是逃避毫无希望的现实的避难所。爱默生的“英雄主义”极力推崇不带门第之见的阳刚之气，强调英雄应该具有普罗米修斯精神，靠自身的双足站立，在实践中、在思想上不断探索。但是,爱默生所提出的“英雄”形象本质上是神的规定之延伸;就这一点来说,其立场虽然在反对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立场上,有着某些启蒙的作用,但在本质上与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旨趣相比,相差甚远。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尽管也涉猎了实践、经验和证实等问题,但是在基本的原则立场上,它与马克思哲学有着根本的区别。一方面可以说,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作为现代的精神精华与社会的发展有着相向而行的现实可能,而现代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有了新的拓展,也在某种程度上多样性地折射着现代社会的精神表征；另一方面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始终未能突破自身的固有限度,这就使得其理论的价值无法充分的展现出来,并在时代精神的映衬下凸现出自身精神的正能量走向。可以说,在这一视域中,马克思哲学具有持久的现实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