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个性鲜明的回族作家,从1978年起至今,他从事文学创作整整39年。他的文学创作开始于内蒙古大草原插队时期,其草原文学大都是在悠扬而雄浑的民歌中架构叙事框架,在歌唱母亲、探询生命的过程中创作出了一个个具有鲜明草原特色的文学形象。四年的草原插队生活,使作者体验草原生活并领悟到草原文化的博大精深,因而张承志的草原文学更加注重在对草原文化的追问中探究游牧民族的文化意义,并试图以游牧民族古老、浑厚的文化特征反观中华民族在全球化语境中的现状,为处于文化危机的中华民族寻求出路。贯穿在他的草原文学中的,是草原文化这一不同于汉文化的特异对象。四年的内蒙古草原插队生活是张承志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草原母亲用精神乳汁彻底改造了张承志。与同龄人的生活经历不同,草原的插队生活成为了张承志特别的“成人仪式”,草原人民醇厚朴实的性格、深处底层却从不向恶劣的大自然妥协的高贵品质、对万物崇拜的强烈的生命意识使得他深受触动并得到改造,使其从一个满腔热血的“红卫兵”成长为一个沉稳、深沉的“草原牧人”。正是这种特殊的草原生涯经历为张承志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处女作《旗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一问世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们被作者的真情实感和额吉的伟大而感动。《旗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开启了张承志文学创作的大门,此后的《黑骏马》、《绿夜》、《春天》等作品,作者更是以抒情的表达方式为读者描述草原的雄浑壮阔、牧人的善良果敢、额吉的无私隐忍。《金牧场》是作者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作者草原文学的巅峰之作。作者以“复调”的方式构建文本框架,以知青和牧民的迁徙和国外求学的青年学者解读古文献的过程两条主线为文本主要结构,同时穿插红卫兵时代长征的回忆和60年代抵抗西方侵略的学生运动两条半线,着力表达的都是作者的意识。四年的草原生涯在作者人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正是这种特别的异域生活,让张承志寻找到了理想:向着心中的阿勒坦·努特格前行。“额吉”、“知青”、“牧人”是张承志草原文学着力塑造的文学形象。提到“额吉”,张承志总是不厌其烦地表达其对额吉的感恩与崇敬,在作者笔下,额吉不仅是作者的草原养母,更是万千草原女性的人生缩影。因而告别草原多年以后,作者才逐渐看清以额吉为代表的草原女性的人生轨迹,并认定她们才是草原得以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作者的知青身份,“草原知青”便成为了张承志草原文学中不可避免的文学形象。“草原知青”们自幼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刚进入草原时,大都经历了“陌生-抵抗-认同”的成长模式,最终在辽阔无垠的草原怀抱中找寻到了自身的价值。张承志孤傲异端的气质与草原自由辽阔的特点相协,因而“牧人”被作者赋予了多重想象:他们果敢,敢在辽阔的草原上奔腾几万里;他们自由,常年骑在马背上,游走在青草边上;他们更沉稳、深沉,面对自然的恶劣与世事无常,他们不屈不挠。“草原母亲”、“草原知青”、“草原牧人”这三种文学形象对于张承志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意义,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时,发现了自身的意义,完成了对自己的人格塑造。草原用隐忍厚重与不屈不挠的多重文化哺育着张承志,使他不断走向丰富和深邃,张承志也以其源源不断的创作书写草原,反哺草原母亲对其的养育。除了以“复调”的方式书写草原,塑造出大量的草原文学形象之外,在精神建构层面上,张承志的草原文学注重以二元对立的眼光审视汉文化和草原文化,提出了构建民族文化性这一观点。四年的草原生涯开启了张承志的文学道路,在不断的书写草原中,塑造了多种文学形象,逐渐建构起张承志草原文学的精神世界,因而张承志书写草原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其草原文学把对生命本体意义的追问与国家、民族、人类的前途未来联系在一起,在对草原文化的不断探询中,试图为生命意识淡薄、信仰缺失的中华民族寻求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