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凭借要素成本优势和优良的基础设施支持快速融入到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分工体系中,主要定位在全球价值链中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和组装等增值环节,实现了制造业的高速增长和贸易量的迅速扩大。然而,随着近年来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涨,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制造业不能再单纯依靠低附加值生产活动来维持贸易的持续增长。中国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亟待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广泛引用,数字经济逐渐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兴起,成为了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主要的经济大国都开始反思制造业政策,重视制造业、实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为了大国争夺全球新的经济战略高点的关键。我国也相继出台了“互联网+”行动、《中国制造2025》规划等相关文件,将数字经济嵌入传统制造业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金钥匙”,制造业的创新程度决定着我国制造业能否不再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等要素而继续保持全球竞争力,能否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在理论层面,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旨在通过考察和研究特定产业的结构及其内部行为体的动态,帮助我们理解全球产业是如何组织的。在数字经济时期,数字化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使得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各个产业呈现出新的全球价值链动态,在价值链升级、价值链治理和增加值分配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特征和形式,这一点在制造业大国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演变需要被深入考察和更好的理解。此外,这些全球价值链特征的演变给原来处于“微笑曲线”不同位置上的行为体亦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而对于更多的不发达地区的经济部门,在如何融入全球经济、获取有效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能力方面,这些新的演变或许带来更多启示和路径。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综合运用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方法,试图对我国制造业及其在数字经济时期的治理与升级做现实性理解和理论性补充。首先本文使用WWZ分解模型、垂直专业化指标、基于增加值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标、基于前向(生产者角度)联系和后向(终端使用者角度)联系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指标全面测度了我国制造业及细分部门所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国际竞争力、获取增加值的能力。总的来看,200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有效地参与了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不断加深并从中受益,表明产业升级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整体仍然处于“微笑曲线”的中段,更多从事低附加值活动。随后本文考察了数字化投入与升级的相关性。通过建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论证了数字化在推动制造业部门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化上发挥了重要的驱动作用。该计量模型说明在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制造业需要抓住信息化、数字化的新机遇,以实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的目标。接着本文研究了通过数字化实现价值链跃升的现实途径。首先创新性地扩展了Gereffi提出的“采购商驱动”和“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定义了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反馈驱动型”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并指出在新的治理结构下,原先的线性治理结构被分割,而体现为平台融合的形式。然后以中国纺织服装制造业为例,基于新的治理和升级理论,从部门层面论证升级的现实途径——数字经济如何促进传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与治理结构的转变,结论是数字经济有利于中小企业实现功能性升级和终端市场升级;有利于大型企业实现终端市场升级。之后,本文继续探究数字化投入对全球价值链增加值分配结构的改变,并剖析其中可能的升级路径。本章节首先提出新“微笑曲线”理论,即补充型嵌入和替代型嵌入新微笑曲线。然后以增材制造嵌入制造业为例,考察增材制造在制造业中的运用及驱动的升级路径,结论显示生产前期有过程升级、产品升级、产业间升级;生产中期有过程升级;生产后期有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而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都有产业间升级的机会,同时论证了两种增加值分配方式各自出现的条件,得到了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经济时代将面临或向高端跃升的宝贵机遇或向更低端滑落的严峻挑战的结论,并通过对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升级战略的比较提出了针对我国制造业数字化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