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翻译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必然。近年来无论是语用学还是翻译研究发展表明二者具有明显的共性。翻译学者借鉴了语用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并将其引入翻译研究领域，并逐步证明其可行性，如Gutt将认知语用学中Sperber&Wilson的关联理论引入其翻译研究。而本文在其研究的基础上，试图用语用学原理分析广告语，并将其用以指导对广告语的翻译实践。　　本文首先简述语用翻译理论。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语用学的研究成果逐步引入翻译研究领域。其中Gutt将翻译看作两次明示-推理的过程(ostensive-inference process)，包括三个参与者:原语作者、译者和译语读者。然后分别分析了广告与语用翻译的两个阶段，以及每个阶段参与者间的相互关系。　　在第一次明示-推理过程中，简单介绍广告语的一般特征，并对其进行语用分析。广告语具有AIDA功能:引人注意(attention)，激发兴趣(interest)，激发欲望(desire)，实施(购买)行动(action)，它是衡量广告语成功与否的标准。换言之，广告语在翻译前后都应具有这一功能。另外，基于广告语的特殊功能，修辞方法被广泛的应用于广告语的创作中。因此，广告语，作为一种“单向”交际，存在着大量违反Grice合作原则的现象。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标志着第一次明示-推理过程的完成，即在广告语设计者与译者之间建立了最佳关联。　　而在第二次明示-推理过程中，即广告语的语用翻译过程中以指令性文本(operative texttype)为广告语翻译交际线索(communicative clue)，将原广告语进行阐释性地(interpretively)翻译。最终使译语广告语为译语广告对象提供足够的想象空间、留下深刻印象，即具有AIDA功能，成功地实现语际转化，在译语广告语与广告对象之间建立最佳关联，即完成了第二次明示-推理过程，使广告对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推理出原广告主的交际意图。　　论文最后总结，对广告语翻译的两次明示-推理过程的分析，印证了语用学理论对其翻译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