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作者过往在外资企业的工作经历，以及2007年10月份在广东一家民营劳动密集工厂的参与实作所得而成。藉由这个个案研究，可以探讨劳动密集型工厂里的劳动过程形貌。 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了本研究的背景。 第二部分，反映作者观察到的现实状况是，在这家工厂里工人自愿性加班。这并不是过往研究中简单地以专制体制定位的工厂所能做到的，而是在深富霸权性格的工厂体制里推行的一种更巧妙更隐秘的强制劳动。 第三部分着重考察在微观层面上工厂具体的操作技术，隐性强制劳动的成功推行得依靠工厂精心设计出计件薪酬制度，并通过一系列的微观规训技术，诸如将工业化时间表植入工人思想中、管理人员基层参与的优势，以及次等身份的塑造等等。最终实现了外来工对工业时间的认同与遵守，工人的赶工游戏体现了自我强迫劳动的性质。 本文第四部分试图从宏观层面探寻隐性强制劳动深刻的社会根源，文章指出隐性强制劳动是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镶嵌在我国户籍制度特殊形态下的产物，是当地政府、资本与外来劳工在有限理性下互动的结果。这一机制严重侵犯了外来工的休息权，随着政府干预以及国内外消费者对外来工权益的重视，隐性强制劳动机制备受日益增多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