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舞弊以其所具有的高发生率、高危害性、形式多样性、原因复杂性等特征一直被学界广泛关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职务舞弊频繁发生,虽然各个国家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职务舞弊恶性案件仍然屡禁不止,2008年发生的法国兴业银行职务舞弊案再一次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在回顾以前学者相关研究时,笔者发现,现有对舞弊的研究或是建立在“因素——结果”模式之上,也即存在某些因素就会引发舞弊；或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但是自然人往往难以做到“完全理性”,这就导致现有研究缺乏对以“有限理性”为特征的行为人的舞弊决策过程的分析,换言之,在因素和结果之间存在一个“黑箱子”,舞弊因素是通过何种路径最终到达结果的,目前仍需要进一步探索。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在阐述认知偏差对行为人认知影响的基础上,绘制了舞弊决策的前景理论模型,试图找到行为人决策过程中的运算方式,进而对该运算方式进行修正,以切断“存在舞弊影响因素——发生舞弊”的必然路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文章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职务舞弊的概念和特点以及职务舞弊决策的有限理性进行了界定,指出以前景理论为基础研究职务舞弊行为的可行性,并对认知偏差及其对前景理论的作用进行了介绍。第三部分以前景理论为决策模型,以认知偏差为切入点,着重分析了职务舞弊决策过程中,主观影响因素即认知偏差对舞弊决策模型的价值函数与权重函数的作用机理,并通过一系列经典案例加以佐证。第四部分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企业管理者、一般财务从业者以及未来财务从业者的职务舞弊倾向进行了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特别指出被调查者在哪些决策过程的运算方式上具有较高的认同率,对于认同率较低的运算方式,笔者对其原因进行了重点解释。第五部分根据之前研究的结论,从纠正行为人认知偏差、加强行为人自身内部锁定以及企业内部锁定两个角度提出了控制职务舞弊的对策建议。本文从舞弊决策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界定入手,将行为人有限理性的先天局限性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本性合理的融合为一体,阐明了前景理论模型在研究舞弊决策这一问题上的适用性。从理论上探索了行为人舞弊决策的运算方式,揭示职务舞弊产生的内在机理,对现有经典的舞弊理论进行完善；同时以前景理论为工具研究职务舞弊问题对行为经济学与现代会计与审计理论的融合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实践方面,笔者以纠正行为人认知偏差、修正决策过程中的运算方式为切入点,提出舞弊控制措施,打破了以往舞弊控制措施注重外部规制、以控制舞弊影响因素为主的方式,为措施的制定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同时也为专家学者的研究开拓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