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乡土教材发展史是研究教育现象的空间与时间组合发展的问题。中国百年乡土教材的发展,正是养成乡土爱启发爱国心的教育,将人的体力、智力和德性融合复归回教育。当世界——国家——乡土的现代时空观念确立之后,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家乡,不仅是时代命题,更是国家教育面临的新课题。对这一课题的解答,关系着民众对国家、家乡的认同,更关系着对中国谋求富强的大计。乡土教材是乡土教育的重要载体,其产生和发展有内在的规律性和科学性,能够为今天的教育事业带来很多启迪。今天,国家成为书写的权威和中心。作为教科书形态之一,乡土教材成为多元化现代社会发展的结点之一,表现在：从书写形态上来看,乡土教材呈现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和自我表达形式；从存在意义上来说,其发生发展本身即一种关于文化的实际运作方式。在历史意义上,乡土意识、乡土教材与社会背景中的象征性权力之间是错综复杂的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一定是在历史与政治的脉络下逐渐形成的。因此,本研究指出乡土教材的研究应该转向——即乡土教材是现实社会构成的一种文化书写工具,而不仅仅是一个指涉的符号与标码：其研究焦点不仅落脚于文本解析,而在于对书写本身与意识洪流之间、社会大环境之间的关系互动。借助布迪厄“实践的理论”中的关键概念,本研究将乡土教材的百年嬗变定位为：被社会结构化了的文化资源与掌握权力的书写主体之间,能动者的、情境性的遭遇。这样看来,不管看起来是多么普通、陈旧甚至简陋,每一本乡土小书都被雕刻上社会结构的印记,他们既表达了彼时的社会结构,又促成了社会文化的再生产。本研究尝试将“乡土意识”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研究20世纪中国边疆省份社会变迁、教育发展的有效范畴及解释工具,通过对黑龙江乡土意识的梳理、乡土教材的文本解读阐述并探讨如下问题：1.阐述自清末以来,黑龙江乡土教材(乡土志)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全过程、以及特殊历史时期的地方教育内容；2.总结黑龙江乡土意识变迁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原著少数民族和外来迁移族群认同的影响路径；3.现代化进程中黑龙江人口较少民族乡土意识与乡土教材关系的立体透视；4.分析黑龙江乡土教材与乡土意识变迁的互动关系；探讨乡土意识变迁与文化自觉的关系5.乡土意识是否可以成为阐释社会变迁本土“现代性”历程的研究路径；6.乡土教材的发展定位,明晰乡土教材发展的具体目标和指向人群。黑龙江百年乡土意识演变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地域身份与国民身份结合、乡土情怀与国家复兴紧密联系。乡土志的产生就是与爱国思想、疆土意识与国民构建紧密相连,新式教育内容、民众的乡土意识同地方的乡土文化资源相得益彰的结果；第二,列强入侵引发的民族精神觉醒同传统的文化心理结合起来。抗战读本与解放区读物就是作为抗日民族精神的汇集地以及满足乡村民众最基本生存需要的教育工具,时刻彰显着国家意志；第三,民众自身利益及乡土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民主建设时期,“闯关东精神”“大庆精神”及“北大荒精神”深刻内含于农民识字、文化技术读本以及地方教育系统自编的乡土教材中；第四,少数民族文化自觉,试图通过民族文化传承表达认同。赫哲族、鄂伦春族等人口较少民族原文化呈现碎片化之后,面对身份的失落与焦虑,走上了寻找传统的文化符号作为认同表达的文化自觉之路。民族文化课程以及校本教材的大量开发正是少数民族乡土意识在学校教育中的体现。概言之,黑龙江乡土意识正是通过乡土教育的缓慢孕育,经通过国民教育的迅速整合,通过爱国主义逐步发酵,通过文化自觉来表达民族认同。当前乡土教材发展面临窘境的本质在于实践活动在“场域——生存心态”关系中出现错位,即没有正视乡土意识在现代性教育中历史与空间的位移。本研究指出乡土教材可以通过目标的重新定位、内容的重构以及课程开发系统的拓展作为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在分析文献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本研究指出：1.乡土意识反映地域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2.社会场域及乡土意识变迁是乡土教材发展兴衰的主要动因；3.乡土志产生于国家政治需要,是国家意识的投射；4.现代乡土意识是地域意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整合；5.乡土教材的发展是文化自觉的重要表现6.乡土教材可以成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7.乡土教材是区域群体利益诉求的媒介之一；8.乡土教材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依托学校教育的平台；9.目前的研究与关注,存在对乡土教材功能的误解和过度解读。书写乡土,并不是为书写而书写,而是要通过乡土知识的书写及其传播,加深对于乡土之认识,加强对于乡土的认同,最后促使人们以饱满之感情投入到乡土、国家的建设之中。已经具有这样认识和观念的知识群体在乡土书写时,有意识地从世界——国家格局中寻求乡土的位置,正是对这一课题的主动解答,使得近代不同地域的知识群体在文化自觉中构建乡土认同,同时也在乡土认同中寻找国家认同。虽然过程崎岖、高低起伏,但却不能忽视新形势下借助乡土书写和对“乡土意识”梳理的历史教育来重建中国人时空观及其责任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