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中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两国间的全球竞争和相对应的格局变化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意识形态竞争也不例外。意识形态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党生存发展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由于社会制度不同,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和摩擦长期存在,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趁机对中国进行各种无端攻击、指责和抹黑,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在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基础上,首先,对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竞争等相关概念进行简要界定,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等理论基础,进行充分阐释。其次,分析新冠疫情之前,中美意识形态竞争历史演进三阶段,包括基于美苏阵营的意识形态对立阶段、基于发展需要的意识形态接触阶段以及基于安全困境的意识形态制约阶段;以及文化内涵侵蚀、理想信念博弈、人权立场污化等三个表现形式;表明在新冠疫情之前,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竞争已经广泛存在,这是本研究的一个历史逻辑背景。进一步,探讨中美不同现实应对措施,反映疫情之下,中美意识竞争的一种“社会存在”。而且从竞争激烈程度加剧、形式更加多样化等两个方面,分析疫情对两国意识形态竞争影响的外在变化。从文化观竞争、价值观竞争、自由观竞争以及治理观竞争等四个视角,深入研究疫情对中美意识形态竞争影响的涵盖领域。最后,总结疫情对中美意识形态竞争影响的启示,表明“集体主义”文化观有利于凝聚社会力量、“以人为本”价值观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有限边界”自由观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观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并且,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包括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构建良性舆论传播新格局以及营造国际间合作共赢新理念等四个方面。综上所述,基于新冠疫情这一重大国际事件,从疫情之前的历史逻辑背景、疫情之下的社会现实与外在变化以及涵盖领域对中美意识形态竞争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总结了疫情对中美意识形态竞争影响的启示,提出了应对策略,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