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往往会遇到不可预知的火灾、疾病、事故等危险。由于个人很难单独应对这些危险,保险制度应运而生,它的设计初衷是集聚社会力量以应对该类不确定性的风险。一般而言,保险制度的运作方式是:保险公司以不特定的多数投保人为对象,大量签订保险合同,每一笔交易的内容都由投保人单独协商决定,最初的保险设定模式需要消耗很多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并且在操作层面十分困难。但是保险产品主要是以保障未来风险这类无形服务为本质,从保险消费者的立场来看,其并非具有专业知识,因此个人很难完全理解有关保险支付条件等条款内容。保险公司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制定了统一适用的保险条款以简化自身的交易并保障保险人的便利。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金融公司大型化、兼业化的发展所带来了金融环境的变化,因为保险商品复杂性所引发的问题也并不容忽视。在实践中,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保险公司往往会利用各种优越地位,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签订对保险公司有利的合同,同时利用一些条款内容给保险消费者造成混淆。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各国引入了事前保护制度——“保险人说明义务”。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日益受到世界各国重视的今天,保险消费者保护也不容小觑。中国1995年制定了《保险法》,并在此基础上经过2002年的第一次修订,于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与此相对,韩国于1991年12月31日修改《商法(保险篇)》,并从1993年1月1日开始实行。这两部法律是中韩两国进行保险规制、保障保险交易双方的主要制度。这篇论文是关于中国和韩国保险人说明义务的比较法研究。保险法中的说明义务是为了避免投保人在不充分了解保险条款的情况下订立合同,是一项预防投保人发生损失的制度,在保险权利义务体系中,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是保险合同成立前所赋予保险合同当事人的重要义务之一。笔者将比较考察中、韩两国的保险人说明义制度,具体探讨保险人说明义务体系。通过分析考察有关法律和文献,讨论了韩国保险法的问题和发展方向。除此之外,还将关注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基础理论、说明义务的相对方、以及说明义务的履行和范围、保险人说明义务的证明责任及保险人违反说明义务时的法律效果比较,最终指出保险法说明义务在韩国法律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善对策,以加深保险人解释义务的法律理解。在讨论与比较的过程中结合了与中国保险法相关的知识结构和法律内容,试图在进行比较法研究的过程中增强对中国法的认知。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对保险人说明义务的一般原理进行了概述。该部分对说明义务含义和特征进行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中国和韩国说明义务法律体系的区别,从整篇文章的作用和意义上定位,第一章是一个基础原理的介绍,奠定了本篇论文的整体基调和研究基础。第二章进行中国和韩国说明义务结构的比较分析。通过中国和韩国履行说明义务的细分比较,区分中国和韩国的说明义务制度的区别。相对于第一章的基础理论,本章节注重一种多元性的结构分析,使法律问题更充实、更具有可研究性。第三章着眼于保险人说明义务规制的司法适用。中国《保险法》是一种将“保险合同关系”和“保险业关系”单一组成的法典结构。相反,韩国《商法》则是将“保险合同关系”规定在《条款规则法》中的“保险业关系”部分。目前韩国关于保险人的违反说明义务法律效果的规定在《商法》和《条款规则法》中存在对立。其中争议较多的是有关保险人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范围。本章在说明其范围的基础上,探索不同法律学说对于违反效果得比较和韩国大法院的立场。第四章则探索了韩国说明义务的三个问题,借鉴中国的立法经验提出韩国说明义务法律规范的完善方向。最后整理相关内容主要的研究成果,并得出本文结论。最后一章在文章中具有总结性作用,并突出了此篇文章在比较法研究下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