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学的“表诉危机”的出现,克利福德·格尔茨创建的“解释人类学”,促使了“人类学的文学转向”随后,相继出现了“人类学诗学”和“写文化”中文学对民族志写作渗透,文学与人类学开始了跨学科的互动。中国也出现了许多这种跨学科互动,如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林耀华的《金翼》等。我们将这种包含民族志写作与文学写作特征的作品,我们可以称之为“民族志书写”。这种“民族志式的写作”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在文学作品中,在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尤其明显,如彝族。在古代,凉山彝族的文学作品以史诗文献为主,1949年之后作家文学开始出现。现当代彝族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不但结合了大量的彝族“地方知识”,而且有不少文学作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记录了彝族的社会变迁。笔者试图以彝族的“民族志书写”为例,窥视整个“民族志书写”的发展轨迹。本文结合了在凉山昭觉的田野调查资料,以及悬崖村调查和毕摩采访、作家采访。通过三本不同体裁的彝族文学作品,进行比照分析。其中《西南边》是富蕴彝族历史文化习俗的长篇小说;《悬崖村》是彝族扶贫变迁的纪实报告文学;《游牧凉山》是书写凉山日常生活的散文集子。旨在探寻不同的体裁如何实现“民族志书写”,深入挖掘当代凉山彝族文学作品中的文化符号,了解彝族文学作品中内蕴的民族记忆,以期从文学人类学视域下,解读凉山彝族的“民族志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