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哲学一般被视为心性之学，以心性问题为其讨论的主要论题，而本文要追问的是，在以心性为主要特质的阳明哲学里政治是否可能?如果阳明哲学蕴涵着政治的向度，那么这一政治的向度又是如何呈现的?全文就是围绕着上述问题而展开论述。 王阳明作为一位哲学家，不是一个沉溺在个我心性中的空谈之士，而是一个对家国天下、现实政治饱含深切关怀的政治哲人。在王阳明一生的主要事业中，都浸润着强烈的政治关怀。他一生的事业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方面：为学、为政和为教。在为学上，他极力讲明心学以挑战当时趋于僵化的学术正统——朱子学；在为政上，他多次融入现实政治，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和维护当时社会的政治秩序而殚精竭虑；在为教上，他开门授徒，讲学一方，并创办众多书院，以自己独创的学说教化天下，改善风俗。 除了对现实政治积极关注和参与之外，王阳明还在其哲学学说里勾画着理想社会的图式。在王阳明的理想政治图景中，以“万物一体”为良好的人间秩序，以“三代之治”为理想的政治模式，同时还以“满街人都是圣人”来表达其对理想社会成员的期望。阳明这一理想政治图景，包含着一定的乌托邦色彩，但同时也反映出阳明哲学在政治向度上的超越性一面。王阳明的乌托邦政治图景在王学的发展流变中没有成为绝响，而是被其后学在理论上予以了继承，在现实中予以了试验。 基于其心学本体论，王阳明哲学的政治向度呈现出独特的致思路径。王阳明强调大道在人心，人的内在德性培养的过程，同时就是政治社会走向良好的过程。在王阳明看来，道德心体的培养和政治社会的治理实际上是二而为一的，政治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人心的问题，人心向善，则社会向善，人心向恶，则社会趋向堕落。因此，王阳明将政治上的治世问题转化为伦理意义上的治心问题，体现出伦理政治的鲜明特色。治世的问题本质上就是治心的问题，故而王阳明认为，在处理政治事务的时候，只有在“心上用功”，解决内在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情感问题，才能保证政治事务的正当性。王阳明将治世转化为治心的伦理政治致思路径，较之于基于权术的政治观和基于法律(制度)的政治观，由于援道德和人心的因素入政治之域，也给今天政治哲学的推进提供了别样的启示。 从王阳明哲学的整个体系来看，治世向治心的转化过程中，良知学说显得尤为重要。良知是王阳明哲学的核心观念，阳明教人将良知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准则，在阳明看来，良知不仅是要当作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而且还要作为个人行为的准则。王阳明强调，良知人人自有，若人人都将良知作为行动的准则，那么良知便从个体意识层面扩展到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层面，成为社会所有成员的心理定势和内在约束机制。王阳明认为，如果天下之人都以致良知为务的话，发挥道德上的自觉性，那么一个良好的社会就是可以期待的。除了作为准则之外，王阳明的良知学说还潜在的和平等、自由等政治哲学概念有着一定的联系，当然，良知学说的平等、自由主要着眼的是人的本质平等和意志自由，和近代以来政治经济意义上的平等、自由无疑有着巨大的理论差距。 王阳明哲学的上述政治向度，在中晚明和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得到了一定的发挥和回应，这也使得王阳明哲学中的政治向度在不同历史背景中逐渐呈现出来。 综上所述，本文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虽然不能简单将以心性为主要特质的王阳明哲学化约为某种政治哲学，但王阳明哲学内在的蕴涵着丰富的政治向度。这一向度呈现为，在政治理想上向往“万物一体”的人间秩序和“三代之治”的政治模式，期待全体社会成员都成为“圣人”的盛景；在基本政治主旨上强调以仁心为本，以实质正义为指向，将治世的问题转化为治心的问题；在政治活动的准则上强调以良知为所有社会成员的内在约束机制，并把良知学说和社会成员的本质平等、意志自由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