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来,塾师身影逐渐淡出了中国这个正在转型的社会。中国人尊敬的传统师者形象,被遗忘在了历史深处。在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型时代,这些传统的直接传授者,他们自我消解过程中的心态,影响着他们仍在继续的教学活动,因而深深地影响了他们培养的中国第一代知识人。传统社会,许多读书人困于家境,为糊口计,为人情在入仕之前开办私塾,教读授徒。做塾师并非他们的主观意愿,他们多以读书人自居,更主要地依托在“士”这一身份群体之中。在授徒和科举之外,他们有着多重角色,担负多种责任。乡间塾师担负底层社会的教化之责,为乡民实际生活提供礼仪等指导。转型时代,塾师群体随之发生了分化,有以刘大鹏为典型的视民国为敌国的守旧者,有顺应潮流出洋留学接受西学的以杨昌济为代表的趋新者。无论是守旧者或趋新者,他们同底层社会的默默无闻的塾师一样,由于中国社会对儒家传统的坚守,以及重实用理性、重人情的特点和自身的士绅身份,仍继续掌握着地方教育权势。塾师能够继续握有权势主要来自于底层民众对传统儒家道德的信仰,这也说明了塾师总体趋势是守旧的。他们坚持礼法秩序、纲常伦理等基本观念,接受西学希望为民谋利,但以利为末。对于这些基本理念,塾师群体的观点基本一致,但对祭孔、迷信等细节则意见各异。值得注意的是,塾师接受西方观念是基于自身对旧学的理解上,引新捍旧。转型时代,塾师群体最大的变化是对自己师者身份认同感的提高,无论是满腹经纶的经师,还是乡野之间的蒙师,他们热忱教育,相信教育救国,认为自己的教育事业意义重大,并开始关注教育方式中的各种具体问题,也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虽然他们寄予教育的目的各不相同,但他们坚持不能废弃教授传统经典。转型时代,塾师中观念、见识,心态的不同,反映了现代新式教育体系、思想观念并未能深入中国广大内地,这也折射着现代化过程中内地和沿海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