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制度的生命和活动空间系于行政审判依据。人民法院以什么样的法律规范为行政审判依据,不仅直接涉及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程度和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力度,更是事关国家法制统一和宪政体制的重大问题。本文从行政审判依据的宪政分权原理纬度入手,以现实影响行政审判实践的各种因素为背景,围绕行政审判依据在行政诉讼过程中的三个环节,即“行政审判依据的发现”、“行政审判依据的选择”、“行政审判依据的适用”等问题展开研究,旨在通过分析现行行政审判依据制度的实践状况,创建符合宪政安排的行政审判依据框架及其运行规则体系,勉力探求切合中国特色的行政审判依据制度方案。第一,行政审判依据的理论基础。行政审判依据是法治国原理的一面镜子,映射着所有法治国家的一般原理。宪政分权是行政审判依据的逻辑起点。行政审判依据是各种国家权力(主体)交汇之地,集中体现了国家宪政框架内各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司法独立的程度直接决定法院在行政审判依据上的自主程度,科学、合理设计行政审判依据制度离不开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司法权的能动是有限度的,不能突破现行宪政体制“赶英超美”,而要在恪守司法权本位的基础上用足、用好司法权,在自身肩负的职责范围内积极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平,促进正义。行政审判依据的范围,总体上与我国法律渊源的范围基本相同。第二,行政审判依据的实践背景。行政审判依据是展现法治国实践的一个舞台,在这里,充满着影响其发现、选择和适用的各种因素。在处理政治与法治的关系上,需要维护党的领导地位,增强大局意识。法院内部上下级法院之间以及法官制度存在的行政化倾向,不符合司法权的内在规律,也严重制约着行政审判依据制度的运行。在快速转型的社会中,诸如利益群体、新闻舆论、信访群众等各种社会力量全方位对行政审判依据制度施加影响,其中既有正面的,积极的,也有负面的,消极的,需要对各方面的力量进行衡量。同时,自由与秩序作为法律体系的两大价值,应当贯穿于行政审判依据运行的全过程。第三,行政审判依据的发现。寻找依据是法律适用的基础环节。法律渊源确定了法官寻找法律依据的场所,设定了法官寻找活动的范围。我国宪法属于纲领性、原则性的政治性宪法,不属于可以直接司法适用的法律性宪法。法律是行政审判的唯一必然依据,是我国宪政体制的必然要求。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在行政审判中的“依据”地位应当改变,确立参照制度。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除经最高权力机关批准外,在行政审判中同样处于参照地位。规章在行政审判中的参照地位应予保留。法律解释的地位依解释主体的不同而有区别,不可一概而论。“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属于我国“法”的范畴,在行政审判中应居于参考地位。法律原则、判例和习惯尽管未纳入我国法律渊源体系,但对审判依据存在“潜在”作用,可以在遵循一定规则的基础上,发挥它们的指导功能。第四,行政审判依据的选择。审查是选择的前提。我国目前突出立法机关审查、强调行政机关审查、限制司法机关审查的法律规范审查机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行变革:建立立法、行政、司法复合审查,以司法审查为主的模式;对法规及以下法律规范进行司法审查;对法律规范只能进行合法(狭义法律)性审查,而不能进行合宪性审查;以间接审查为主,以直接审查为辅;对审查结果建立相应的确认制度。对法律规范冲突,法院可按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法律原则上不溯及既往等规则选择适用,不能确定如何适用的,应当按立法法确定的程序送请解释或裁决。第五,行政审判依据的适用。解释是适用的基础和核心。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体制中,法院的空间狭小,地位尴尬,不符合法治的基本要求,应当确立法院的法律解释主体地位,承认法官法律解释权,扩大个案解释范围,同时建立判例制度,规制法律解释的效力。基于行政诉讼的特点,法律解释既要维护法制统一,又要尊重行政机关的解释,既要恪守司法最终原则,又要坚持有利于相对人的解释原则。坚持法律解释方法多元论,文义解释具有优先性,同时突出目的解释的功能,使得各种法律解释方法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解释和补充。不确定法律概念属于法律问题,法院在坚持全面审查原则的基础上,应承认在特定行政领域中的判断余地。法律规范援引既是对法律适用正当性的说明,也是裁判获得社会认可的重要途径。法律漏洞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存在,法官可以运用原则补充、类推适用、目的限缩或扩张等方法进行弥补,但必须在现有法律体系内进行,且必须说明理由。第六,行政审判依据的错误及救济。行政审判依据运行是一个理论与现实、制度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相互影响的过程。受人的有限理性和法律本身运行规律影响,在发现、选择和适用依据环节出现错误在所难免。对行政审判依据的这些错误,可以根据错误的性质和程度,采取更正、补正、撤销、重审等救济机制。依据错误并不意味着必然构成追究责任的“错案”,只有因故意违法或重大过失导致依据错误的情形,才可追究法官责任;注重加强对法官法律适用豁免权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