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孟加拉的文艺复兴运动为历史背景,以泰戈尔的民族国家观、自由观、普世性民族主义思想为重点,以泰戈尔对民族运动的参与、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对心灵自由与多元和谐的呼吁和追求为主线,致力于从思想和行动纵横两个方向勾画泰戈尔的政治理想和相关实践。除了导论和结语之外,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共分为七章,主要内容为：在近代印度,英国殖民者通过英语教育传播的平等自由思想和英国人信奉的崇尚理性精神的基督教,既让近代印度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沾染了自由主义色彩,也与奉行严格的等级制度的印度教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印度知识分子在对印度教传统的非理性因素有了深刻认识的同时,内心深处也产生了文化焦虑。在印度这个宗教影响远远大于政治的社会,他们的民族意识首先以宗教危机感的形式萌发。由此触发了一场高扬理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孟加拉文艺复兴运动。泰戈尔家族祖孙三代先后以不同的形式参与了这场运动。泰戈尔的祖父德瓦尔卡纳特的贡献主要在于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的领域,为日后的民族运动铺垫基础；泰戈尔的父亲德本德拉纳特努力通过宗教改革,在印度社会植入了理性精神：泰戈尔本人则通过文学运动,进行大众启蒙,让普通民众认识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危害。本论文的核心部分——对泰戈尔政治理想的勾画——由第三、第四和第五章组成。由第三章开始,首先重点论述泰戈尔的哲学思想、“人的宗教”思想,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泰戈尔的自由观。受家庭氛围以及家族成员与英国人特殊关系的影响,泰戈尔在自由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试图超越政治疆域的狭隘性,在精神领域调和东西文化。他认为,政治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精神的自由。精神的自由离不开和谐,和谐来自对真理的证悟。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泰戈尔认为,和谐可以实现,因为梵我同一,天下苍生在精神上本是一家；从认识论的角度,泰戈尔也认为,和谐可以实现,因为属于真理的无限寓于有限之中,以有限形式存在的个体,可以通过心灵感悟无限,从而在精神上证悟真理,实现你我合一。在如何获得自由的问题上,泰戈尔认为,自由来自行动、关爱和教育。只有在超越国界、和谐多元的人类大家庭中,才能实现精神的自由。基于民族国家扼杀自由,民族国家必然消亡的信念,泰戈尔对民族主义提出强烈的批判,因为通过膜拜物质力量、鼓动恶性竞争、溶解个体意识,民族主义将破坏社会和谐。在印度如何走向自治的问题上,泰戈尔认为,印度的问题在于内部。当务之急是解除政治、宗教和文化中的非理性因素对人心灵的约束。政治自由不是最迫切需要,如果印度人的内心不自由的话,自治也不会带来真正的自由。在此基础上,泰戈尔构想了一套普世性民族主义思想。他认为,自由来自人类关系的改善。为此,必须超越民族疆域的狭隘性,在文化领域培育多元价值观,为和谐的国际环境铺垫基础。从印度传统中,泰戈尔发现了崇尚精神自由、倡导包容合作的“印度精神”。他认为,在一战刚刚结束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印度应该凭借独特的精神,为人类承担起特殊的使命。受政治理想的驱动,在“印度精神”的感召下,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开展了一场教育实验——创办圣蒂尼克坦和国际大学。他希望,在多元的文化环境和自由的教育体制下,培育学生的包容和兼爱精神,为构建和谐的国际秩序打下坚实的基础。1924年,泰戈尔率领国际大学代表团,带着“印度精神”所背负的使命,前往中国宣传他的政治大同理想。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在中国,他遭到了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民众的冷遇。原因之一就是他的政治理想脱离了作为后发国家之一的中国的现代化的特殊情境。本文的结论是,与其说泰戈尔是一个政治思想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理想主义者。尽管他的政治理想不大现实,但不可否认,时至今日,他的理想仍然是一个指引着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精神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