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面临着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对外贸易倍受限制以及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土地成本、资金成本不断上升等诸多问题,其结果是实体经济普遍面临着经营利润率不断下滑的困境,而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凭借着独有的政策优势保持着相对较高的超额回报率。面对金融业和房地产行业的高额利润,在资本逐利动机的驱使下,相当一部分非金融企业开始涉足金融领域,投资金融产品。与此同时,和生产活动有关的经营资产投资却不断下滑,致使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脱实向虚”的现象,金融资产和经营资产的结构失衡也开始成为我国非金融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可以引出以下相关问题:究竟是哪些因素驱使非金融企业配置金融资产?非金融企业配置金融资产行为对实业投资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非金融企业配置金融资产行为是否会致使股价崩盘风险上升?同时,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公司各方面特征均不相同,比如在公司治理、经营管理、财务决策等方面均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因此,企业需要根据自身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选择相应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对策。那么,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驱使非金融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影响因素以及企业配置金融资产行为对实业投资、经营效率和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这都是亟待解决又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因此,本文利用2007—2016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首先对非金融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现状进行初步的分析,接着基于生命周期的视角研究影响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主要因素及不同之处,并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配置金融资产行为对企业实业投资、经营效率以及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展开深入分析。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在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情况方面,在对金融资产进行分类以及区分金融资产收益和营业资产收益的基础上进行统计分析,对企业金融资产总体规模、金融资产收益率及经营资产收益率进行对比后发现,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企业实业投资意愿不断下降,越来越倾向于投资金融资产,实体企业资金“脱实向虚”现象明显。另外,非货币金融资产占金融资产比快速增加,说明风险类金融资产已成为企业财务决策的重要一部分。接着从企业金融资产分布状况,企业规模大小、企业性质及不同行业特征角度进行具体分析,并发以下方面的特征:首先,从金融资产配置状况来看,交易类金融资产逐渐成为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主要方向,近年来增速最为明显。委托贷款及投资理财产品变化明显,已逐渐成为企业金融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性房地产和长期金融股权投资规模持续上升,增速较为稳定;从企业规模来看,小规模企业的金融资产持有比例明显高于大规模企业。从近几年增速来看,小规模公司金融资产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大规模企业;从企业性质来看,非制造业持有金融资产的比重明显要高于非制造业企业;从不同行业特征来看,对于经营投入相对较低的服务行业,如餐饮业来说,金融资产持有比相对较高,而对于一些需要长期大量资金投入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如计算机行业、信息技术行业,金融资产持有比则相对较低。在影响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因素部分,基于投资组合选择理论,分析了影响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相关因素,并对全样本数据进行总体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企业经营性资产相对风险大小以及金融资产相对经营性资产的利润差值均与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比例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在配置金融资产时,主要基于资产风险和资产收益这两个因素的考虑进行投资决策,决定金融资产和经营性资产的配置比例。通过多重线性判别分析法（MLDA）在现金流分组法的基础上对公司生命周期进行分类后发现,成长期和衰退期阶段企业经营资产相对风险与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比例的相关系数均显著为正,而且高于成熟期样本经营资产相对风险与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比例的相关系数,说明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对经营资产相对风险更加敏感,而成熟期企业相对敏感度较低。另外,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金融资产与经营资产回报率的差额与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比例的相关系数也均显著为正,同样高于成熟期阶段企业的相关系数。说明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对金融资产与经营资产回报率的差额更加敏感,而成熟期企业则相对敏感度较低。在进一步对不同融资约束情况、主营业绩以及公司治理特征进行分组回归,分析不同情况下企业经营资产相对风险以及金融资产相对回报率差对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比例的影响差异,发现在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这两种因素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大,而在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中这两种因素所起的作用较小;主营业绩好的企业相对业绩差的企业受到的影响较小;管理层持股比例高的企业相对持股比例低的企业受到的影响较小。在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实业投资影响方面,通过在托宾Q投资模型中引入当期金融资产增量和滞后期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两个变量来考察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主要动机。首先,针对回归模型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采用系统GMM计量方法对全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企业当期金融资产投资增量和滞后期金融资产存量均与实业投资变量显著负相关,这说明从总体效果上看,企业主要是基于“替代”的动机来配置金融资产,其结果对固定资产投资和持续性创新投资均产生抑制作用。此外,由于持续性创新投资相对固定资产投资风险最大、业绩见效最慢、投资周期最长,因此,基于资产风险和收益的考虑,企业在配置金融资产时“替代”作用对持续性创新投资的影响最大。接着,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样本数据进行分组回归后发现,处于成长期和衰退期阶段的企业由于经营性资产投资风险最大且收益较小,此阶段企业在配置金融资产时,相对来说容易受到金融资产高额利润的诱惑,“替代”性动机最强,实业投资所受到的抑制作用相对最大,而成熟期阶段企业由于较为稳定的高收益经营资产特征,实业投资所受到的抑制作用不明显。另外通过分析不同融资约束情况下两者作用的差异后,发现对于融资约束较强样本组的企业来说,金融资产配置所产生的挤出效应较大,而融资约束较弱样本组的企业则相对较小;管理层持股比例低的企业相对持股比例高的企业挤出效应较强。在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效率影响方面,首先,采用半参数估计法估算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然后分析当期金融资产增量以及滞后一期金融资产持有存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如果企业主要是基于“替代”动机配置金融资产的话,预计当期金融资产增量和滞后期金融资产存量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的影响。在对全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滞后一期金融资产存量以及当期金融资产增加量的系数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负相关,这说明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行为对当期和未来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均会产生抑制作用,说明企业在配置金融资产时,主要是基于“替代”动机,进而损害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对样本按照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配置金融资产行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成长期阶段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行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最大。而衰退期阶段企业配置金融资产行为对全要素生产率抑制作用不明显。进一步通过融资约束大小进行分组以及对企业是否为国有企业进行分组,根据各分组的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配置金融资产行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最强;国有企业受到影响程度最强,非国有企业受到的影响程度较弱。在稳健性方面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大小进行分组后发现结论不变,采用滞后期工具变量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后结果依然稳健。在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公司股价影响方面,考察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在前面几章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探索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从全样本分析结果来看,由于企业主要是基于“替代”动机配置金融资产,从长期来看对主营业务产生不利影响,而且金融资产的盈余平滑功能又为管理层隐藏利空提供了可行性,因此,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从总体上来看,其结果是容易引发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即公司基于“替代”动机配置金融资产的行为会导致实业投资以及经营效率下降,所产生的利空最终会传导到公司股价上来。在对样本按照企业所处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配置金融资产行为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异。这一作用在成长期和衰退期阶段企业中最为明显。进一步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推动作用在信息透明度低以及管理成本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在稳健性方面,通过引入工具变量以及添加遗漏变量均不改变主要结论。本文的研究结果就理论而言,由于综合考虑了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投资组合选择理论,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相关研究;就现实意义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管理层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在配置金融资产时应考虑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主要经营目标,避免短期投机行为,以有效发挥金融资产的预防性储蓄、分散风险等功能,为实体企业主营业务发展提供相关支持从而起到促进作用。此外,也为政府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在颁布相关政策时应重视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建立动态的扶持政策制定机制。同时建立相应的外部监管制度,完善企业信息披露机制,抑制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投机行为,从而有效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振兴实体经济、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