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现代化、城市化与城镇化进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不论是紧邻城市的乡村,还是地处偏远的村寨,其经济发展模式、文化传统、道德规约、伦理、价值观与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都不同程度地发生着改变。笔者的前期田野考察即发现,一些曾经宁静祥和、一派世外桃源景象的少数民族村寨已出现赌博、械斗、唯利是图等不良风习。在经历现代化及其价值观念的冲击以前,民族村寨大多依靠寨老、习俗、禁忌、鬼神信仰、民间传说、民族神话与史诗等实现对个体的道德教化与规训,而现实是这些传统道德约束力量正逐步被消解。那么,这些民族村寨在丧失了传统的道德规约质素以后,依靠什么来维持其秩序与和谐呢?笔者带着这一问题再次进入田野,深入贵州省从江县翠里壮族瑶族乡高文壮族村寨的日常生活后发现,这个散杂居于苗族、瑶族与侗族村落中的壮族村寨,至今仍保留一种名为“杜那妞”的活动。“杜那妞”是壮语音译,意为种花生,村寨内的同龄人从七岁左右即自发形成各自的“杜那妞”群体,并组织种花生、除草、收花生、炒花生、聚餐及守岁等活动。“杜那妞”同龄群体及其活动一般从个体童年持续到老年,在个体整个生命历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将高文村寨与其周边的苗族村寨与侗族村寨加以比较后发现,高文壮族村寨的经济发展方式灵活多样,传统的稻作农耕与集约化、特色化、科技化的新型农业相结合；更为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尊师重教,人才辈出;壮家人乐观、随和、开朗的民族性格与气质,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勇于开拓、富有创新与变革的精神等,正是对潘光旦先生所提“位育”的诠释——不仅是对其所处自然、文化环境的适应,更是在适应中的主动性创造,以求得个体的“身安”与“心安”,安其所而遂其生。因此,笔者不禁思考,高文村寨的良性发展是否与其“杜那妞”同龄群体及其活动有关呢?此问题还衍生出以下两个具体问题：1、“杜那妞”同龄群体对个体社会化的作用如何?如何实现对个体的道德规约?2、对于散杂居于苗、瑶及侗族村落的壮族人来说,“杜那妞”群体及其活动是否具有增强民族认同的作用?为解决以上问题,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访谈、日常劳作与生活中的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收集“杜那妞”同龄群体的组织与活动情况、群体成员的民族认同情况、两个壮族乡的民族文化变迁与交融情况、高文壮族家庭教养习俗等方面的一手材料,并结合已有文献如《从江县志》、《黔东南州志》等志书,以及前辈学者如龚佩华等对于黔东南各民族的调查与研究成果,综合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人类学、民族学的相关理论对材料加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杜那妞”同龄群体中的交往互动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途径。群体社会化理论认为儿童通过认同同伴群体的一般准则和行为规则来实现社会化,其具体作用机制在于：(1)“杜那妞”群体在交往互动中实现了社会文化的传递与创造；(2)“杜那妞”群体内的同化现象是青少年社会化的关键；(3)“杜那妞”群体成员对群体的情感需要是实现社会化的动力；(4)“杜那妞”群体所构成的独特心理场是实现社会化的有效情境。第二,访谈调查结果显示,“杜那妞”同龄群体中的民族认同程度较高：在民族认定方面,都能快速而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民族,包括7-12岁的儿童组；对本民族持有积极的、肯定的评价,这主要体现在青年组和中年组,大部分从本民族的民族性格、家庭伦理、村寨经济发展水平、杰出人才等方面展开；行为方面即民族卷入方面,大都喜欢本民族语言,同时并不排斥周边民族如汉族、苗族、侗族和瑶族的语言；喜欢参与村寨内的吹芦笙活动,串寨联谊活动和“杜那妞”聚会活动等。“杜那妞”同龄群体对其成员的民族认同作用机制在于：“杜那妞”群体成员的交往行为客观上达成了哈贝马斯所说的社会的两种功能需要。具体如下：(1)“杜那妞”群体内的成员通过聚餐和平日闲聊的方式,实现了传播、保存经验与知识的目的,同时达成对自身民族归属的认知；(2)“杜那妞”群体成员间的互动交往行为满足了社会整合和群体团结的需要,个体对群体形成强烈的情感依附。这种情感上的依附再附加该群体对民族身份、民族文化的认知,自然而然形成了群体内成员的民族认同。第三,就个体而言,“杜那妞”同龄群体具有促进个体社会化与民族认同的功能,实现了人自身、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就村寨而言,“杜那妞”同龄群体通过对个体的道德规约与心理认同作用而实现了村寨治理,实现了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与村寨和谐。从教育学的学科视角来对“杜那妞”同龄群体加以解读,“杜那妞”同龄群体内的学习与社会化实质是一种身心浸润式的学习与教育,这种教育与学校分科式的知识学习互为补充。此外,“杜那妞”同龄群体对于个体身心发展与村寨发展的核心在于其业已成为个体精神成长的基质与心灵的慰藉,这种慰藉与情感依附正是村寨凝聚力的关键,是乡村自主发展、内源式发展的精神动力。高文村基于群体关系发展起来的合作化、特色化、产业化农业经营模式对广大贫困乡村地区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