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导致生境破碎化和人为干扰不断增加,这些变化对生活在城市中的野生动物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城市中日益增加的人为干扰已成为鸟类生存的主要威胁之一,研究城市常见鸟类对人为干扰的耐受距离有助于理解其适应城市化的行为策略。我们于2016年11月至2017年5月在合肥市选取人为干扰程度不同的三块样地,以城市常见鸟类为研究对象,测量其对人为干扰的四种耐受距离(警戒距离、惊飞距离、缓冲距离和安全距离)及环境因子。我们选择其中样本量较大的6种鸟类,采用一般线性模型及皮尔森相关分析分别检验环境因子的效应及各种耐受距离之间的相关性,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鸟类的耐受距离具有种间差异性,山斑鸠(Streptopelia orientalis)、珠颈斑鸠(Streptopelia chinensis)、喜鹊(Picapica)、乌鸫(Turdus merula)、灰喜鹊(cyanopica cyanus)和麻雀(Passer montanus)的耐受距离依次变小。所选的6种鸟类在不同人为干扰强度下的耐受距离具有显著差异,随着人为干扰强度的提高,鸟类的耐受距离呈减小趋势。鸟类的耐受距离越小,说明其对人为干扰表现出的耐受性越强。这表明鸟类可以通过调整耐受距离来应对不同强度的人为干扰,对人为干扰具有一定的适应性。2.鸟类的耐受距离受到所选取环境因子的影响。一般线性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随着群体大小增加,鸟类的警戒距离、惊飞距离变大。距离隐蔽所越近,警戒距离、惊飞距离和安全距离越小,在地面或草地的个体比在树林或灌丛活动的个体安全距离小。3.对6种鸟类的耐受距离进行相关分析表明,受测各种鸟类的四种耐受距离之间存在普遍的正相关关系。警戒距离越大,说明猎物较早发现捕食者并进入警戒状态但不会立刻逃离,在其惊飞之前,猎物会有较长时间对逃跑和留在原地的代价进行权衡。当猎物选择惊飞或逃跑后,会对捕食风险进行再次评估,警戒、惊飞距离较大的鸟类对人类接近的容忍度较低,因此,它们会选择逃离到更远的地方保证其隐蔽性,表现为较长的安全距离。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城市常见鸟类可以通过对耐受距离的调整适应强烈的人为干扰。基于本研究,我们对城市发展中常见鸟类的管理与保护提出合理建议:在城市公园规划建设时,尽量避免在鸟类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设置人类活动场所,种植多样化的乔灌木,尽量为鸟类提供安全可靠的栖息场所。此外,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鸟类对人为干扰的耐受距离可以作为参考指标,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划分保护范围,尽可能地减少人为干扰带来的不利影响。不断加大鸟类保护宣传力度。不同鸟类的生物学特征的差异可以作为制定城市鸟类保护策略时的依据,这对于促进城市中的野生动物管理与保护具有更实际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