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性问题始终是道德哲学的一个中心话题,它是许多伦理分歧产生的根源。在当代,以理性为主要标志的现代道德陷入原则崇拜的困境,道德客观性面临破产的危险。针对现代伦理体系之间无序对立、价值失落、意义丧失、道德冷漠等现状,道德哲学家提出一个后康德式问题：道德的完全理性基础是否可能,进而反思一种普遍客观的道德是否可能。在这个背景中,伯纳德·威廉姆斯和托马斯·内格尔等一批深具分析洞察力和现实关怀的哲学家试图从日常生活中寻找解决问题的良方。伯纳德·威廉姆斯首先在《道德运气》一文中提出道德运气概念,认为行为的道德辩护事实上会受到运气的影响,这与现代道德所主张的运气免疫观并不相符。托马斯·内格尔进一步深化了威廉姆斯的观点,提出现代道德概念本身无法将运气彻底排除出去。在他们看来,日常生活中人们实际上无法规避道德风险,一个行为是“正确”抑或“错误”很大程度上受到运气影响。建立在普遍理性基础上的规范伦理学只是假想人们能够站在一种不偏不倚的立场,从而确立道德的普遍客观性；然而真实生活中,人们不可能抛弃所有特殊因素,完全离开种个人视角。情感、欲望、性格等等都会影响人们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评价。人们不但要对可控制的部分负责,同时还需要对命运的部分负责。道德运气问题促使哲学家再一次审视道德的客观性问题。无疑,为了建立一种超越偶然的普遍道德,现代道德已经深深陷入了“伦理基础”无限争论的泥沼,没有哪一个体系实际上能够完全避免偶然的侵袭,帮助我们过上毫无争议的生活；相反伦理根本上的分歧加深了我们关于道德运气的印象。直接摒弃运气之于道德的影响力固然可以瓦解伴随运气而来的不稳定与偶然造成的复杂性,符合人类追求简单清晰化图景的美好野心；同时借助取消天赋、环境、地位等偶然性差异,为人类保留了一块精神慰藉的场所,满足其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但诸如义务此类的“主导”概念不足以压制各种“例外”的涌现,人们经常处于冲突的场景之中,产生道德运气体验。现代伦理体系难以解决运气难题。康德伦理学最为明确的拒绝运气,但过于严苛,违背了一些植根于心日常直觉。功利主义提但清楚的道德计算,试图建立普遍推理形式,结果却陷入过度运气的困境。反对规范伦理的美德伦理接受适度的道德运气,认为德性生成受运气影响,但又面临丧失原则的危险。三者都不能令人满意,各有缺陷,都面临一种道德困境,提出一种过于苛刻或过于宽容的道德诉求。抛弃伦理流派的成见,威廉姆斯和内格尔认为本然地面对生活,运气对道德具有实质的影响。但作为一种非常规现象,道德运气本身极具争议。并非所有哲学家都认为它对道德客观性构成了真正威胁。对威廉姆斯等人而言,道德运气无疑应和了他们的伦理主张。它本身具有社会建构的特。只有在特定语境中道德运气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