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是当之无愧的台湾文学大家、世界华文文坛里的“旗舰”人物，他对台湾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的影响力极其深远。白先勇虽算不上高产，但是他的小说篇篇都是精雕细琢的杰作。从《寂寞的十七岁》到《纽约客》、《台北人》、《孽子》，阅读这些涵盖作家一生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创作始终在沿着一条清晰的“回归之路”前行，这是一条从“现代”到“传统”的回归之路。这种回归，并非单一向度的偏废，而是“现代”和“传统”的有机结合，他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西方现代主义，并以现代来反观传统。在其多年的创作中，白先勇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西合璧”式的小说风格。 本文首先以梳理白先勇各时期作品为切入点。《寂寞的十七岁》代表其早年创作方向，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明显，与中国传统小说区别甚大。其中不乏弗洛伊德的性学观念、同性恋倾向、畸形的人际关系和变态行为、孤绝心理。至于意识流技巧的运用和大量意象的设置、象征手法的运用都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标志性体现。到了《台北人》和《纽约客》、《孽子》时期，白先勇的小说产生了质的飞跃，作品从创作主题到写作技巧都在渐渐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逐步走上“从现代回归传统”的道路，最终成功地将西方现代主义和中国古典小说元素相结合，形成文学界公认的“中西合璧”式创作风格。晚年的白先勇全力打造《青春版(牡丹亭)》，他把中西合璧的创作手法发扬光大，在海内外引起的反响空前绝后，让昆曲这古老的“世界非物质性文化遗产”历经500年不衰而再度绽放华彩! 从白先勇作品的创作和变化上，我们已能够分辩出作家从现代向传统的回归轨迹。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这种回归，不是单一向度的偏执，而是作家贯彻一生的创作理念——要把中西文学的精髓相结合。想必作家的这种创作理念与其成长经历和社会背景是息息相关的。在传统的家庭成长环境里，他奠定了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深入而专业的学习，给予他现代主义的充分洗礼。中西方元素的激烈碰撞之下，作家用多年的实践探索出这条中西结合的创作道路，并且将其不断地发扬光大，最终推动了古老艺术重返青春的新勃发，他自己也登上了文学创作的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