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经历着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改变,这种改变无论是在速度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是空前的。在变迁当中,城市周边祖祖辈辈以农业生产为生的农民失去土地,通过国家对其就业、福利、居住和管理的政策安排实现了制度层面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但是,“农民市民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市民化不仅仅体现在户籍、居住环境和职业上的变化,而应当是一个获得市民资格、发展出相应能力、适应城市生活并培养基本素质的过程。通过对北京南乡这一城乡结合部社区中失地农民的研究,笔者发现研究主体在失去农民身份之后,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重构出其“半市民化”的过渡性身份。在实践过程中,群体通过对语言习惯的继承、旧有关系的维系、自我位置的认同和对集体利益的强调等保留性策略的应用强化了其群体内部的认同;通过资本结构调整、关系的理性化、消费依据需求调整等更新性策略的应用回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通过封闭乡镇企业工作环境、实施特殊福利供给和培育独有租房文化等创造性策略的应用勾画出现实的区隔状态。基于群体在实践中,在生活形态诸方面,一系列适应性策略的应用,“半市民化”群体身份得以重构。城市化背景下,制度与政策的导向是失地农民“农民”身份解构的推力,实践中适应性策略的应用是“半市民化”群体身份重构的机制。基于此,笔者提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的趋势是不可逆的,但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这一结果并不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