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砖四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四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与其实行对外开放战略积极利用外资是分不开的。在四国大力吸引FDI,期望形成本国投资、对国内企业产生有利的技术溢出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FDI实际上对国内的投资、自主创新能力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已有的关于FDI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是以某个或者某类国家为对象,并没有专门对这四个有着相似开放背景、不同发展模式的大国利用FDI的情况进行深入详细的比较,而如何在四国利用FDI促进经济增长的不同中寻找共同点,从共同点中发现不同点的原因所在,从而揭示FDI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些质的规律,不仅仅对于金砖四国,对整个FDI经济增长理论的丰富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次贷危机以来,作为世界FDI主要供给国的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下滑严重,如何在FDI供给减少、竞争加强的情况下,有选择地利用FDI,从而促进其正面效应的发挥,限制其负面效应的影响范围,无疑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为了严谨地论证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在Agosin(2000)的资本挤入挤出理论模型中添加了重要的影响变量因素,研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之下,FDI对东道国资本形成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FDI的资本形成效应是不确定的,取决于FDI进入的行业、模式等因素的综合作用。随后,在Romer(1990)的基础上,本文对Borensztein(1998)的技术溢出模型和Datta(2006)的技术模仿与创新模型进行了结合和拓展研究,构建了一个两国三部门模型来阐述东道国FDI溢出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制度建设效应来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其次,在理论研究之后,利用四个国家在1992-2009年的数据,使用似然不相关法、回归法进行面板数据的检验,使用格兰杰检验法进行因果检验,分别对FDI在四国的直接资本形成效应、间接资本形成效应、技术溢出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制度变迁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FDI对四个国家总体上产生了显著的资本挤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制度建设效应,当考虑到汇率和开发度时,挤出效应最小。但是在独立的国家之间进行的检验,差异很大,甚至会出现方向相反的结论,特别是当考虑到各种吸收能力因素的时候。当所有的国家的FDI都对国内资本产生了挤出效应时,实证结果却显示FDI在中国产生了明显的资本挤入效应。而挤出效应最大的俄罗斯,在考虑到劳动力数量因素的时候,居然也会产生挤入效应,虽然从长期看并不明显。FDI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但是考虑到不同的吸收能力因素,技术溢出发挥的程度也大不相同,除了开放度作为吸收能力时,技术溢出效应有所增强,其余情况下技术溢出效应均不显著,但是却以强化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方式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当具体到每个国家的时候,俄罗斯的溢出效应最大、其次是中国、印度和巴西,其中,人力资本是作用最大的吸收能力变量,而当以国内研发和开放度衡量吸收能力时,由于四国的研发和开发与经济规模相比还处于不足状态,所以抑制了FDI技术的溢出效应。在金砖四国,就单个因素而言,对技术创新起最重要作用的是人类资本,其次是国内研发和FDI溢出的技术创新。但是将三个变量同时放入方程进行回归,则FDI溢出的技术创新效应为负。当考虑到开放度作为吸收能力的时候,FDI传递的技术创新效应又重新为正,同技术溢出效应一样,说明了开放程度对于东道国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以市场化程度度量的制度因素限制了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程度,这充分说明了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就单个因素而言,FDI传递的技术创新效应在中国最大、印度次之,而在俄罗斯产生了严重的挤出效应,在巴西的挤出效应程度相对低一些。但是当结合人力资本、国内研发综合考虑时,只有印度的FDI传递的技术创新效应为正,中国的FDI也对国内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主要的原因仍是人力资本在技术模仿与技术创新之间配置的问题。当选取开放度和市场化程度作为制度的衡量指标时,FDI显著促进了金砖四国的制度建设,而且制度的两项指标之间也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不同的是,四国间发挥效应的传导时间因基础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总体上,我们可以发现,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国内研发投入、开放度和市场化程度等制度因素对于FDI的各种经济增长效应具有决定性作用。最后,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我们认为对于像金砖四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东道国而言,如何建立在自身吸收能力的基础上来吸引外资,成为利用FDI的关键。为了强化FDI可能对四国产生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我们建议四国继续有选择地扩大对外开放的程度、提高国内研发投入和教育支出、继续推行市场化建设,维持合理的对外资依赖程度。